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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淑麗 辛逸:上下互動:再論農村人民公社的緣起
作者:吳淑麗 辛逸      時間:2018-10-30   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
 

內容提要: 關于人民公社的起源,學界較多從經濟社會制度變革的角度切入,較少從行為主體方面言及。公社的創建是中央、地方干部和普通農民三方合力推動、上下互動的產物。具體來說,中央對未來社會的設想與落實、地方干部在上級壓力下“寧左勿右”的著力推行、貧苦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促成了公社建立。

關鍵詞: 人民公社 上下互動 高級社 基層干部

學界關于人民公社起因的研究已經很深入,[①]但多數是從經濟社會變革的角度論述,較少從行為主體方面討論。就公社建立的推動者而言,中外學界的主流觀點大都強調中央決策層的決定作用。他們或認為公社是中央領導人將共產主義理想付之實踐的產物,如“人民公社制度不是來自中國農民的創造,不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而是產生于毛澤東的‘左’傾平均主義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幻想”;[②]“人民公社本是毛澤東想象中的農村烏托邦”。[③]或認為公社從萌芽到全國農村普遍建立,每一步都是中央執意推行的結果。如麥克法夸爾與林蘊暉在談及公社興起時,都強調毛澤東、劉少奇、陳伯達、譚震林等領導人的推動作用。[④]從經濟社會變革的角度探究公社起因的學者雖論述重點不同,卻都強調上級的主導作用。這樣的論斷在強調中央領導層在公社創建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時,不自覺地忽略了農村基層社會對建立公社的積極響應和助推作用。

隨著研究視域的下沉,一些學者認識到即使在高度組織化、同質化的鄉村,基層民眾也有發揮能動性的空間與余地。如康健就強調七里營、嵖岈山等基層“創舉”對建立公社的影響。[⑤]沿用這一邏輯,金觀濤、劉青峰雖未直接提及公社化運動,但認為農業合作化是基層干部自發發動的,毛澤東只是未加阻攔或放棄了阻攔而已。[⑥]將民眾在公社建立中的作用提到極致的是毛澤東。他認為:“人民公社這個事情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的……因為我們提倡不斷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群眾就干起來了”。[⑦]這一說法雖有些言過其實,但基層力量的推動作用確實是公社研究者容易忽略的重要因素。

本文認為,過分強調某一種因素或力量在大公社建立過程中的作用,不足以展現這一社會經濟體制巨變過程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實際上,公社的誕生是中央、地方干部和農民三種主體力量合力促成的產物。雖然來自上級的作用要大一些甚至是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三種主體力量都發揮了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缺一不可。本文將三方的主體互動分為兩個層面,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動,二是自下而上的迎合與支持。[⑧]也就是說,公社既不是群眾自發創造的,也不是中央領導單獨強力推行的,而是上述三種力量上下互動的產物。

一、自上而下的推動

人民公社建立過程中,中央的規劃與推動是最重要的主導力量。誠然,高級社為大公社的最終成立奠定了一定的制度基礎。主要表現在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及集體經營的管理方式等方面。但二者畢竟有本質區別。公社的根本特征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高級社雖然承擔著一定的政治管控和社會管理等職能,但大公社成立之前的鄉村基層政權仍是“政社分離”的。從1957下半年開始,中央再次自上而下地對農村經濟政治體制進行調整,最終促成了由高級社到大公社的制度革命。促成這一轉變的主要因素是以整風反右為中心的政治路線的推動,以及高級社規模的擴大及其管理職能的擴張;而這一社會經濟變革的指導思想,則是中央領導人在農業“大躍進”中逐步形成的共產主義設想。

(一)整風反右是促成高級社向大公社轉變的政治路線

學界在探討高級社與人民公社關系時,或強調二者之間發展的必然性;或略過高級社,直接以“大躍進”高潮為邏輯起點討論公社的起因。筆者認為,高級社為大公社提供了使之建立的可能性,但二者之間仍有很大區別。由高級社向大公社轉變的可能性需要一定的內外因素才能演變成必然性,其中從1957下半年開始的整風反右運動是促成這一轉變的主要政治因素。

1957年的整風反右是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毛澤東認為,1956年某些經濟部門領導人主張的“反冒進”,“把‘多快好省’的口號、‘四十條’、‘促進會’這幾個東西都吹掉了。結果影響今年經濟建設的進展,特別是農業的進展。……給群眾潑了冷水,損害了他們的積極性,這是不對的。”[⑨]1957年初,毛澤東宣布要給合作社鼓氣,“有些合作社社長抬不起頭來……上面批評,報紙上也批評”,“泄了氣怎么辦?這個事情好辦,你沒有氣,給你打點氣就是了”,現在要“大講合作社的優越性,專講好話,不講壞話,搞那么幾個月,鼓一點氣”。[⑩]這是農村政治風向轉變的信號和開始。

1957年8月,為處理各地頻繁出現的鬧社退社風波,中央決定借整風反右之機,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央規定,這次鳴放辯論的中心議題是“合作社優越性問題”、“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等,并要求向農民和鄉社干部說明:“資本主義道路只能使極少數人發財,使大多數人貧困和破產,而社會主義才是勞動農民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11]同月,山東省委針對“少數人鬧退社”的行為,決定在農村開展以糧食統購統銷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宣傳教育運動,以此批判右傾思想。“其中主要鋒芒是向著動搖的富裕中農,批判他們的資本主義思想,對他們想回頭走資本主義老路的言行進行一次說理辯論”。[12]

這次整風社教運動將鬧退社、抵制統購統銷提高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新高度,有效壓住了鬧退社風波。如北京市竇店村高級社經常有人鬧退社。有的農民拉回已入社的牲畜,有的將已經入社的農具藏起來。竇店村的整風大辯論,“實際上是對鬧退社的上中農進行批判。批判他們想單干就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鬧退社的人“感到退社無望”,竇店村“就這樣將退社之風壓了下去”。[13]山東省莒縣愛國村農業合作社,“為剎住退社風,開展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大辯論,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這樣,才把這股風壓了下去”。“不少地方的干部怕犯右的錯誤,都爭著辦大社”。[14]這樣就把批判“退社風”和辦更大規模的合作社聯系起來。

這次農村整風教育運動,為籌辦更大的合作社做了輿論和思想上的準備,為大社的創辦掃清了思想障礙。伴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躍進”的聲勢日趨高漲。《人民日報》不斷發表社論,[15]鼓動各行各業的躍進高潮。毛澤東于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再次批評“反冒進”“傷了許多人的心,興修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16]2月18日,毛澤東高度肯定群眾的建設積極性,“現在這個高漲的群眾情緒,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沒有見過”。“今年下半年,你們就會看到,要有一個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進還要厲害”。[17]這次“大冒”在制度創制方面的主要內容就是醞釀辦大公社。在中央鼓動、各級政府層層加碼躍進計劃的氛圍中,中央關于農村管理體制改革的設想一經披露,“一些地方聞風而動,在六月間便開始試辦作為共產主義雛形的公社”。[18]

(二)高級社管理體制的調整:促成大公社成立的制度性因素

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中央對高級社管理體制進行一系列調整,使高級社與大公社在體制方面的差別不斷縮小。這些調整與毛澤東發動的“技術革命”直接相關。在毛澤東的規劃中,完成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與1957年“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后,要逐步“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 [19]農村技術革命的內容,主要是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建設、大辦地方工業等。農業經濟建設的“大躍進”,同時引起高級社在社會、文化甚至軍事等方面管理職能的擴張與變革。這些舉措為大公社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礎。

毛澤東在談及公社特征時,將其總結為“一大二公”。其中實現“大”的關鍵性步驟之一,是1957年底伴隨農田水利建設而來的并社運動。小社并大社使高級社在規模、管理職能等方面接近于公社雛形,這也是許多學者將“并社”視為公社化開端的原因。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關于今冬明春大規模地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在這一決定的號召和推動下,各地紛紛制定農田水利建設規劃,利用冬閑開展農田水利建設。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單靠一個合作社很難完成。基層在統籌水利設計、勞動力和資金的投入與使用等問題時,不自覺地產生了聯社需要。如河北省建明高級社依靠20多萬元的公共積累,計劃修建一條蓄水500萬立方米的中型水庫,但全社1 300多名勞力無法單獨完成。區委開始考慮打破社界,調動“全區19個高級社的4 700多名勞力”,實行“大兵團作戰”,結果跨社聯合修成“一條216米長的溢洪道,修渠道5 000多米”。 [20]再如山西省平順縣李順達所在的西溝村提出“要同周圍各社協作建起蓄水2萬多立方米的水庫1座”。為此,“出現了社員自帶口糧、工具,打破社籍鄉籍,進行水土保持、興修水庫、開挖渠道等大協作局面”。李順達和其他干部們據此“向周圍各鄉各社寫信聯系,提出辦聯社以適應生產的要求”,并建立了聯社籌委會。[21]為回應各地農村聯合辦社的呼聲,1958年4月8日政治局會議批準了《中共中央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中央指出,為適應“農田水利化”與“耕作機械化”的需要,“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合并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22]自此,并社和擴社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全國迅速發展。

伴隨著聯社運動,高級社的經濟職能進一步擴充,在原來“發展農林牧副漁”的基礎上擴展建設社辦工業。中央要求“縣以下辦的工業主要應該面向農村”。為此農村干部們“既要學會辦社,又要學會辦廠”。[23]在中央的倡導和督促下,各地掀起興辦社隊企業的高潮。1958年春,浙江省梅蓉村的社隊干部抽調80名會修船的社員,“籌辦了造船廠”,“又給水果專業隊增劃沙地,辦苗圃”。[24]四川省宜賓縣高梨農業合作社公私養豬共1 576頭,每戶平均5.28頭,“還辦了粉坊5個、條粉加工作坊1個、草席編制機頭增至24臺、糖坊2個、豆筋加工坊5個、磚瓦廠1個”。[25]北京市通縣更是掀起了全民辦工業的高潮,“小型工業遍地開花”,僅1958年6月“一個月的時間內就辦起了3 098個小型工廠”。[26]據17個省的調查,1958年社辦的農具制造廠和修理廠約 8萬余個,生產修理農具一億多件;煉鋼煉鐵爐 60余萬個,煉出土鐵240多萬噸,土鋼 53萬噸(不包括城市、專區縣地方工業生產的土鋼);煤窯5萬9千個,生產原煤2 530 萬噸;水泥廠9千多個,生產水泥 29萬多噸;小型發電站4 千個,發電3 640萬度。此外還建立了大量的為農業生產和社員服務的土化肥廠、糧食加工廠、榨油廠、制糖廠和縫紉廠等等。[27]

高級社管理職能的擴充不僅體現在經濟方面,在社會生活、文化教育、軍事化管理等方面,亦有所擴大和增加。農田水利、地方工業的發展,使農村勞力空前緊張。勞力的生活安排尤其是吃飯問題出現困難,客觀上刺激了各類公共食堂的出現,如農忙食堂、隨營食堂、單身漢食堂、幼兒食堂、老年食堂等。1958年上半年,河北省徐水縣,河南沁陽縣、遂平縣、林縣等已開始積極推進全縣的食堂化。[28]1958年7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農業社辦食堂一箭雙雕》,公共食堂開始在各地普遍建立起來。

為響應中央《關于掃除文盲的決定》,各合作社還開辦了一大批農業中學、農村小學、幼兒園和托兒所。山東省聊城縣各農業社至1958年5月,“共建立業余中學46個班,民辦中學25個班,業余高小65個班,民辦高小67個班,建立圖書室346個,文盲入學達到94%”。[29]在1958年“有6 000萬人投身于‘掃盲運動的高潮’”,“‘數百萬人’上了新成立的成人農民業余學校”。[30]1958 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民兵問題的決定》。在毛澤東“全民皆兵”的號召下,全國城鄉普遍建起民兵組織。由此可見,并社運動、大辦社辦工業和公共食堂、興辦地方學校、擴建民兵組織等項工作的開展,進一步擴充了農業社的管轄范圍和工作職能。

1957年底至1958年上半年,在中央的直接推動下,高級社逐步被改造成一個兼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軍事的農村基層實體。高級社規模的不斷擴大及其管理職能的擴張,為大公社的誕生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制度基礎,做好了一定的輿論和思想準備。

(三) 上級對大公社的設計與宣傳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指出:“一九五八年,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像初生的太陽一樣,在亞洲東部的廣闊的地平線上出現了,這就是我國農村中的大規模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該決議對大公社充滿了期盼,認為人民公社將“成為我國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的形式。現在也可以預料,在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公社將仍然是社會結構的基層單位。”[31]中央這一對大公社的定性與預期,規定了高級社與大公社的本質區別以及大公社未來的發展方向。

最終促成全國范圍內普遍建立公社制度的綱領性文獻是“一個決議兩個章程”。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規定大公社的組織規模、所有制與分配制度,其管理范圍和職權由農林牧副漁擴大為工農商學兵。[32]同月,由中央委派代表與當地干部共同起草的《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稿)》、《七里營人民公社章程草案》將中央的決議細化為具體的條款,在《紅旗》等報刊上發布。各地的大公社基本上是按照這兩個樣板章程搭建起來的。簡言之,大公社在興起之時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

中央領導層根據經典作家對共產主義社會的論述,加上自己的理解設計了大公社的基本制度框架。當時中央領導人對向共產主義過渡懷有極大的期望和熱情,對此學界已有充分論述。1958年4月底,劉少奇“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33]陸定一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集中收集馬恩列斯有關共產主義的設想,于1958年8月出版,一時在各級領導干部中和社會上廣為流行。該書對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助推作用,迄今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實際上,大公社的許多制度設計可在這本書中找到依據。

人民公社雖說與高級社有一定的繼承關系,但其主要的設計理念和“制度創新”卻是馬列經典作家有關設想的“中國化”。在所有制方面,高級社規定的主要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改為大公社的社員要“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將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轉為全社公有”。[34]這一改變與斯大林關于“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轉變”的想法基本一致。斯大林認為,集體農莊占有的是“生產的產品”,而不包括“建筑物和集體農莊莊員園地中的個人副業”。[35]可是個人的小私有制及其產品流通阻礙著集體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因此“必須將集體農莊生產的剩余品從商品流通系統中排除出去,把它們列入國家工業和集體農莊間的產品交換系統中”。[36]

公社在分配領域主要的制度設計是開辦公共食堂,其被認為是體現了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37]另外,公社被要求“盡快地發展工業”,“有計劃地興修道路,疏浚河道,改善交通工具”,并“設立小學和業余的補習學校”等,其目的之一是“逐步縮小鄉村和城市的差別”。[38]這也與經典作家的設想不謀而合。倍倍爾主張,在未來的新社會“工業與農業的活動更可容易結合”,“所有的文化的要求(教育機關、博物館、劇場、音樂堂、圖書館、社交場等)都移向鄉村”。[39]大公社“政社合一”的制度設計,要求“管理本社范圍內的一切工農業生產、交換、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務”。[40]對此,列寧有相似的主張。他認為要走向共產主義“絕對需要在全國范圍內把勞動最高度地最嚴格地集中起來”,[41]必須使每個公社“都能來實際組織對勞動和對產品分配的統計與監督”。[42]

由上可見,上述大公社制度中最激進、最具幻想色彩的部分,大都可從經典作家對未來社會的構想與設計中找到某種關聯與依據。因為人民公社無疑被看作“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43]

《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甫一編纂,毛澤東就要求“公開出版,廣為散發”。1958年8月3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明確指示,鑒于“我們要搞進一步的社會主義,要向共產主義過渡”,“這本書請各省都印,印到縣、區、鄉,鄉黨委至少要有一本”。[44]同年10月,毛澤東派吳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調查人民公社,又要求二人及他們的助手認真讀這本書,以便幫助他們“對馬、恩、列、斯關于共產主義說過什么有個大致的了解”。[45]是年11月9日,《人民日報》專文刊發毛澤東《關于讀書的建議》,“不為別的,單為一件事”,向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的干部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46]在毛澤東和中央的號召和督促下,該書成為各級干部了解共產主義、指導人民公社化運動發展的首選之一。

在當時的中央領導層看來,大公社不僅符合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基本精神和中央對共產主義的設想,更主要的是大公社這種嶄新的生產方式,將大大促進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的進步與發展。當時對公社優越性的宣傳可謂聲勢浩大。1958年8月《建立公社的決議》頒布前后,《人民日報》關于公社的宣傳文章層出不窮,[47]有力推動了人民公社在各地的建立。晉南地委要求“開展一個大規模的、豐富多彩的、全民性的”宣傳高潮,“用活生生的事實,宣傳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做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使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在群眾的心目中扎得深而又深”。為此,地委要求:“大搞群眾創作,號召干部、工人、農民,……以快板、歌劇、詩歌為主要形式,編寫各種各樣的作品進行宣傳”;“掀起群眾性的歌唱運動,號召成年學唱一支歌,青年學會三支歌,做到人人讀躍進,處處有歌聲”;“大搞展覽,縣縣、社社、區區、村村都要搞展覽”。[48]

在中央及各級地方黨委的推動下,全國各地紛紛推出與“一個決議、兩個章程”基本相同的本地公社章程。從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報》正式公布《建立公社的建議》,到中央農村工作部宣布全國農村基本實現公社化,各地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基本完成了如此根本性的制度巨變。這直接得力于當時的政治生態及各級政府不遺余力地宣傳與推動。

綜上所述,共產主義的理念設想是構建大公社雛形的思想基礎;整風反右是促成高級社轉變為大公社的政治路線;1957年下半年開始的農村經濟體制變革直接縮小了高級社與公社的距離,為大公社的最終確立打下了一定的制度基礎。中央自上而下的部署無疑是公社建立的決定性因素。

二、自下而上的呼應

對于“大躍進”前后由農村基層建設高潮帶動并引發的政治經濟體制變革,毛澤東曾驚喜地講道,公社的建立“不僅南寧會議沒有料到,成都會議也沒有料到,八大二次會議也沒有料到”。[49]毛澤東雖不免夸大了農村基層在大公社建立中的作用,卻也提示研究者不能忽略在當時農村基層的政治生態中,多數基層干部對上級指示不遺余力地貫徹落實,農民群眾因對“共產主義”美好前景的盲信與向往而做出的積極響應,同樣是助推大公社成立的重要因素。

(一)基層干部“寧左勿右”的行為邏輯

在由高級社向大公社轉變的制度變遷中,一切新的制度安排與具體政策的落實最終需要農村基層干部[50]來完成,其在這場制度巨變中無疑發揮著關鍵作用。這批被稱為“土改根子”的基層干部,大都經過土改、合作化、統購統銷等運動的洗禮,深諳新中國農村政治運作的邏輯及安全生存之道。在更加強勁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基層干部們雖有部分的不理解甚至抵觸,但大都采取了積極響應的對策。當然也不排除一些干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借助大公社制度尋求私利。

基層干部之所以大都能緊跟大公社運動的形勢,甚至在執行政策時超出當時的政策界限,是因為他們對歷次集體化的升級已比較熟悉,不僅對此不會抵制而且對公社化運動的演變也有一定的預判。毛澤東早在1953年12月就明確提及,農村發展道路要經過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到“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實行完全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民公有制的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也就是集體農莊)”。[51]對于農業經濟組織的規模,毛澤東也毫不諱言對“大”的偏愛,“能搞中的就應當搞中的,能搞大的就應當搞大的,不要看見大的就不高興”。[52]鑒于對上級農村體制發展規劃的清晰了解,農村干部大都清楚如何行動才是符合上級意愿的,哪些行為早晚會受到批評甚至整肅。

1955年毛澤東批判“小腳女人”之后,合作化運動普遍急躁冒進。農村基層干部開始明哲保身,迎合上級的趨向變得尤為明顯。在批判合作化發展速度的“右傾機會主義”浪潮的沖擊下,很多基層干部突破原有的合作化發展規劃,不斷冒進。因為他們意識到,“他們的忠誠和政治可靠性將根據合作化的速度來衡量”。[53]鄧子恢也據此指出:“我們黨的干部有這種特點,就是有任務都要超額完成”。[54]1957年“整風反右”后,農村干部一定要盡量超額完成任務的傾向又得以強化。

對于大轟大嗡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基層干部或對共產主義抱有美好憧憬,自覺投身于大公社的建設;或在“整風反右”的壓力下,認為與其被當作“白旗”拔掉,還不如按照中央要求積極建設公社以求得到上級表揚。1958年春,地委領導派工作組到山西省昔陽縣大寨鄉與陳永貴一起商議創辦公社。這一建議引起一些社員的質疑,“村多人雜心不齊,要想搞好不容易”;“現在還是人擔驢馱木犁耕,怕是合起來效果也不會好”;“各個村有窮有富,條件也不一樣”。[55]但大寨的基層干部有著與普通社員不一樣的考慮:大寨作為一個先進單位,應該走在運動的前頭。陳永貴直截了當地說,“事物總是向前發展的,事情既然遲早總得辦,倒不如把挨批評變為受表揚”。[56]再如河南省嵖岈山所在的遂平縣委書記婁本耀對中央并大社的決定“有相當的政治敏感”。他提議“將鮑莊、楊店、槐樹、土山四個鄉合并在一起”,并鼓動四個鄉的黨委書記,“只要咱們生米做成熟飯,就不怕上級不批準”。[57]

大部分基層干部在歷次運動中逐漸摸索出這套“寧左勿右”的生存或晉升邏輯。據江蘇省蘇州昆山的周莊鄉婦女主任蔣新儀回憶,在縣婦聯會上報水稻產量時,她說爭取達到800斤一畝(那年實際產量為581斤),縣婦聯主任對此十分不滿。“同去的淀墟鄉婦女主任則報了12 700斤一畝,大會組織去淀墟鄉參觀,此人也受了表彰”。據回憶,“大躍進”時期“虛報產量的人可以得獎勵(金),有時還可以升為干部,甚至還可以將戶口轉成城鎮戶口,吃商品糧”。[58]湖北省麻城縣在1957年成為皮棉百斤縣,受到省委書記的表揚,“這也是麻城縣第一次品嘗到了當先進的‘甜頭’”。此后該縣又放出畝產三萬六的衛星。“這些耀眼的光環使得麻城縣委事事想爭第一”,[59]麻城由此成為“大躍進”時期著名的先進典型。1958年3月,中央批判“反冒進”的精神傳到湖南省韶山。韶山縣委提出一些冒進的生產躍進計劃。有的干部因對脫離實際的口號和做法有意見,被批評為“右傾保守和跟不上形勢”。[60]同年夏末秋初,糧食畝產十幾萬斤、幾十萬斤的消息傳到北京四季青地區。“人們雖然一度懷疑這些‘天文’數字,但卻害怕落后挨批”。在干部一再督促下,不著邊際的“衛星”指標在四季青也出現了。[61]

還有些農村基層干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希望盡快過渡到人民公社以增加自己的管轄權力。因為合作社管轄范圍越大、管理職能越多,基層干部的職權就越大,更容易謀取更多的利益。公社一經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畜力甚至包括口糧就可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口糧被強制集中到公共食堂,意味著“農民把命根子完全交到了基層干部手里”。這一權力使基層干部甚至其親屬在發生饑荒時能多吃多占,免受饑餓之苦。四川平縣山陽鄉柳坪村擔任公共食堂伙食團長的牛高碧曾描述他在伙食團掌勺時以權謀私,經常在晚上偷吃“獨食”。[62]還有的干部為控制糧食和村民的行動自由,不準社員自己開伙,強迫村民必須到食堂吃飯。如湖北省麻城有些基層干部規定:“不參加食堂吃飯,孩子不送托兒所就罰工分”。[63]群眾對此嘲諷道:“賣糧賣煙,社員落個挑(挑著去賣),隊長落個條,公社裝腰包”。[64]

公社化運動中很多基層干部逐漸清晰地認識到,無論是出于壓力、動力還是自身現實利益的考慮,“寧左勿右”都是比較符合自身利益的行為邏輯。這使他們總能超額完成上級要求的目標和數字。上級在規劃指標不斷被超額完成的幻影中,繼而會制定更高的目標,然后新的規劃很快又再次被“突破”,直至建成“通向共產主義的橋梁”。

(二)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不僅基層干部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行為邏輯,農民在大公社的成立過程中也表現出了一定的積極性。應該承認,反映農民在公社化運動中實際心態和行為邏輯的史料相對稀缺。而在有限的材料中去挖掘底層的真實意愿更是難上加難。如查特吉所言:“維持底層群體集體認同的自主意識在歷史學家的檔案材料中是找不到的,因為那些檔案材料是為支配階級準備和保存的,他們使用那些材料只是為了表明底層階級的從屬性”。[65]在真實材料相對缺失的情況下,“更為有效的方式是以新方法閱讀傳統有關農民起義的(官方)文件。”[66]

在官方的媒體宣傳中,大多數農民對大公社的成立報以非常積極的態度。天津郊區的廣大群眾“早就有辦大社的要求”,見到毛主席贊揚“人民公社好”的報道后,“情緒更加高漲,紛紛要求建立人民公社”。廣西僮族自治區的“農村中像過節日一樣。廣大群眾都表示要以搞好生產的實際行動來迎接和慶祝人民公社的成立”。內蒙古通遼縣各族人民對中央辦公社的指示積極響應,“連日來各鄉社干部和各族農民寫的申請書、決心書約十五萬份,像雪片似的飛向中共通遼縣委會”。[67]江蘇省大部分地區建立人民公社的運動有“登高一呼、萬民響應”之勢。[68]吉林省早在1958年7月就開始籌建人民公社,許多地區紛紛寫出參加人民公社的大字報、決心書。[69]山西省太原市郊晉祠鎮到處洋溢著農民贊美人民公社的歌聲。“公社好比大紅松,不怕暴雨不怕風;千家萬戶合一起,賽過晉祠‘不老松’。公社好比‘難老泉’,一代辛苦萬代甜;泉水澆地八千頃,公社益民萬萬年”。晉南洪趙縣稱贊公社的歌謠寫道:“金財寶、銀財寶,為人在世離不了,如今有了大公社,這些東西何足道”。[70]

當時的主流媒體認為,廣大農民熱情而有秩序地加入人民公社,是因為他們“從人民公社中,清楚地看見了自己偉大的未來”。[71]具體來說,“廣大農民不但看到了農業生產成倍地增長,而且看到了農村工業化、城市化的幸福前途”。[72]這些描述雖然有宣傳造勢的成分,但也透露出一些真實的歷史面相。實際上,有些農民確實積極地響應上級關于建立大公社的號召,真誠地相信當時宣傳的大公社的美好前景會很快實現。陜西農民侯永祿在日記中寫道,他在“大躍進”時“真是一天想干完20年的活兒”,“決心要用實際行動來大躍進,破常規”。[73]山西潞城縣張莊的農民技術員趙東旺回憶,“每當我想起那些日子,心里就特別高興”。煉鐵時“在等待鐵水流出的時刻,大家都異常興奮。”供銷社主任師才元說,“到處是飄揚的紅旗……每個人的決心都很大,干勁都很高”。[74]安徽省南陵縣汪家村的熊得金一聽說公社要辦豬場,“主動將自家的一頭肥豬送往生產隊”。食堂要求社員交出家里的存糧,“一些社員主動挑糧到食堂”。[75]湖北省麻城福田河公社60歲的老社員吳少成主動將存放了20年的262元光洋拿給公社投資辦工業,并說“過去老洋頭(指光洋)是我的命根子,現在公社就是我的命根子,只要能動一下,我就應該為公社出一點力”。[76]

農民積極參與辦大合作社的熱情,被毛澤東珍視為“社會主義積極性”。[77]這種積極性一定程度上來源于上級和媒體對公社優越性的廣泛宣傳。許多農民相信大公社是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橋梁”。當時許多地方民歌描繪的公社藍圖極具感染力。“千盼萬盼盼到今天,共產黨是太陽,人民公社如泰山,從今后,不愁吃,不愁穿,幸福生活萬萬年”;“吃飯有食堂,穿衣到縫紉廠,有病住醫院,老了有幸福院,小孩進了幼兒園,男女老少生活在天堂”。 [78]盧暉臨對此的分析頗有見地,“部分農民曾產生一種正走向天堂的幻覺。那種情形,好像是一個始終沒有擺脫饑謹之虞的人,突然間被告知前方就是‘吃飯不用錢’的所在”。[79]

尤其是各地推廣的公共食堂,對還處在溫飽線上的農民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早在1957年春,費孝通就感受到了蘇州吳江開弦弓村的農民對“一天三頓干飯,吃到社會主義”等口號很興奮。[80]北京市大興區的農民之所以能接受“將飼養的家畜、禽類和自留地全部上交”,是因為干部宣傳并承諾他們可以獲得“吃飯不要錢”等諸多免費供給的實惠。[81]公共食堂創辦初期實行“放開肚皮吃飯”,更是“使千百年來為饑饉所迫的農民感受到了新生活的曙光”。[82]對大公社優越性的宣傳和農民初嘗到公社的好處,成為弱勢民眾擁護和推動成立公社的動力。

另一方面,農民的積極性“有不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屬于‘合伙平產’的平均主義‘積極性’”。[83]實際上,這源于貧下中農對社會平等、公有化的期待,且由來已久并貫穿于整個集體化時代。他們在生產生活中相對弱勢,借助進一步的“公有化”、“平均化”,能獲得更多經濟照顧。例如在高級社發展較快的地方,一部分貧農“總想擴大公有化的范圍,希望一下子消滅一切私有;對于歸公的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總想把價格壓低一些”。[84]對此,黑龍江省委書記歐陽欽有精辟分析,“貧農、下中農最積極;老弱病殘農民更希望過渡到高級社使生活能更有保障;上中農從自己的現實利益出發,不喜歡馬上過渡到高級社”。[85]貧下中農對提高公有制水平的積極性,在退社風波中亦可見。富裕中農及收入較多者會比較堅決地要求退社。他們認為“合作社是富養窮、強養弱”,是“大拉平”,“入社吃虧太大”。貧農、下中農是高級社的堅定支持者,且不愿意讓上中農退社。他們認為“現在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讓上中農要求怎樣便怎樣”。[86]

大公社作為更加公有化、平均化的農業合作組織,能進一步滿足處于農村平均財產水平之下的貧下中農的“共產”需求。完全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通過平調進行的“共產”過程以及供給制加所謂工資制的分配制度,部分地實踐著貧下中農“均貧富”的社會理想。當時有些村民對公社“吃飯不要錢”特別感興趣,“誤認為共產主義快到了…社員走到哪里都可以白吃飯”。[87]還有的農民認為:“公社一成立,沒有你的我的了,什么都是公的了”。[88]這種平均主義的心態直至在討論“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時仍然存在。有的社員認為“干脆王八三十,老鱉也三十,平均算了,包工包產弄它屁”。“有的嘴上雖然不說拉平,心里還是想拉平”。[89]人民公社化運動正是利用貧窮農民對大公社藍圖的憧憬及其平均主義的內在需求,進一步在農村掀起了提高公有制水平的新的冒進高潮。

三、結語

人民公社在廣大農村迅速普及,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中央“自上而下”的部署和推動,直接促成了大公社建立。另一方面是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自下而上”的主動響應與對中央部署的貫徹落實,加速了公社的迅速推廣。上下互動是新中國各種社會政治運動發動和開展的特有機制。當毛澤東“提出一個主張并雷厲風行地加以推行的時候,各級干部總是聞風而動,積極貫徹實行,唯恐落在別人后頭。這樣,往往在相互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過毛澤東預計的情況和規定的指標。這些反映到毛澤東那里,使他十分興奮,又進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標。如此互相影響,循環往復,使得原來提出的比較符合實際的要求,變得逐漸并越來越離開了實際”。[90]大公社在全國農村的迅速普及,也可作如是觀。

就行為主體而言,中央決策層是推動公社成立的策劃者,地方干部是公社普及的主力,貧苦農民對美好生活和平均主義的幻想是實現公社化最基本的社會動力。如前文所述,高級社為人民公社奠定了一定的制度基礎,但前者并不必然轉變為后者。自上而下的推動是促成高級社轉為大公社的重要條件。政治路線上,整風反右壓退了鬧社退社風波;基層干群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中不僅不敢也不愿提出異見,而是更加堅定不移地執行中央決策。這為農業生產的躍進和農村制度的劇變提供了保障。經濟戰線上,1957年下半年開始的農田水利建設、發展社辦工業及并社聯社,擴充了高級社管理委員會的職能,為大公社的成立奠定了一定的組織和制度基礎。而中央和地方各級干部的共產主義理想以及急于實現這一理想的沖動,構成大公社運動的思想基礎。

中央的設想與部署若沒有農村基層的積極迎合是不可能實施的。“正是鄉村社會中某種能夠呼應、接納力量的存在,為它在鄉村的順利落腳提供了‘動員’的基礎” 。[91]農村基層推動大公社成立的動力,主要來源于干部與農民兩個主體。無論是出于個人利益還是迫于上級壓力,地方干部用“寧左勿右”的執行邏輯,創造出“計劃不斷被突破”的成績。中央在不斷的“驚喜”中,又會接連推出更加冒進的計劃。而貧苦農民的動力“不僅來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權力量,而且來自鄉村社會內部,來自農民文化中的平均主義”。[92]貧下中農對“共產”、“均貧富”的訴求與熱情,是農村基層擁護大公社的基本動力。由此可見,中央的不斷推動、基層干部“寧左勿右”的迎合與貧苦農民“均貧富”的需求,合力促成了大公社的成立。

注釋:

[①] 學界關于人民公社起因方面的研究,若從經濟社會變革的角度劃分,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慣性說”。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人民公社并沒有超出農業集體化的發展模式,強調了集體化的路徑依賴對公社建立的重要影響。(參見林蘊暉、顧訓中《人民公社狂想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頁;安貞元《人民公社化運動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頁;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頁)。二是“躍進高潮說”,認為公社是“大躍進”的產物,是小社并大社運動直接推動的結果。(參見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1頁)。三是“綜合作用說”,認為公社的建立是當時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參見辛逸《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劉慶樂《權力、利益與信念——新制度主義視角下的人民公社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頁)雖然上述觀點也強調綜合作用,但與本文立論有所不同。前者在分析路徑上著重于經濟社會的制度變革;本文則從行為主體的角度,探尋促成公社建立的多方力量的交互作用。

[②] 楊勛、劉家瑞:《中國農村改革的道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頁。

[③] 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頁。

[④] [英]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戴漢笠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124頁;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162頁。

[⑤] 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第70-85頁。

[⑥] 康健與金觀濤、劉青峰的觀點評述轉引自秦暉的概括。秦暉將二者的觀點概括為“中層、基層干部首創說”。參見秦暉《農民中國:歷史反思與現實選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頁。

[⑦]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36頁。

[⑧] 本文所言及的“上”、“下”有特定的含義。“上”主要指中央及省市一級的決策部署。“下”指的是縣及縣級以下的各級地方政府及基層群眾。

[⑨] 《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1957年10月7日)。

[⑩]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節錄)》(1957年1月),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1957)》(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65頁。

[11] 《中共中央關于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1957)》(上),第700頁。

[12] 《山東省委關于向農村干部黨員與廣大農民進行一次大規模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1957年8月10日),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檔案館藏,檔號3—2—138。

[13] 《北京市竇店村合作經濟發展史》,《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編輯室編:《當代中國典型農業合作社史》(上),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頁。

[14] 《莒縣愛國村農業合作史》,《山東省農業合作化史》編輯委員會:《山東省農業合作化史料集》(下),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頁。

[15]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社論再次強調,“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象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他們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后,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篇社論最早使用“躍進”一詞,得到毛澤東的贊賞。同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題為《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社論。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乘風破浪》。

[16]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770頁。

[17]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786頁。

[18]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27頁。

[19] 《不斷革命》,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58—1981)》(下),第1—2頁。

[20] 《河北省西鋪村合作社“窮棒子”創業史》,《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編輯室編:《當代中國典型農業合作社史》(上),第148頁。

[21] 《山西省李順達金星合作社史》,《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編輯室編:《當代中國典型農業合作社史》(上),第214頁。

[22] 《中共中央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58—1981)》(下),第15頁。

[23] 《中共中央關于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頁。

[24] 《浙江省梅蓉村農業合作經濟發展史》,《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編輯室編:《當代中國典型農業合作社史》(上),第522頁。

[25] 《路,在腳下延伸——高梨農業合作社簡史》,《四川省農業合作經濟史料》編寫組:《四川省農業合作經濟史料》,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頁。

[26] 《中共北京市通州區委員會關于1958年工業生產總結》(1959年1月6日),北京市通州區檔案館藏,檔號001-001-00146。

[27]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問題研究小組:《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北京:農業出版社1960年版,第54—55頁。

[28] 雖然在合作化時期的農忙時節,農村已出現過農忙食堂,但多是臨時性的。只有少數農忙食堂堅持下來變成常年食堂。真正開始普及公共食堂是在縣、社大辦工業,全民大辦鋼鐵的躍進浪潮中。詳見羅平漢《“大鍋飯”農村公共食堂始末》,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頁。

[29] 《中共聊城縣委關于春季工作的總結報告》(1958年5月7日),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檔案館藏,檔號3—1—211。

[30]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70頁。

[31] 《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第598、601頁。

[32] 《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1958 年8月29日),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第447頁。

[3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514頁。

[34] 《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稿)》(1958年8月7日),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58—1981)》(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頁。

[35]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6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第88頁。

[37]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第101頁。

[38] 《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稿)》(1958年8月7日),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58—1981)》(下),第94—96頁。

[39]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第22頁。

[40] 《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稿)》(1958年8月7日),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58—1981)》(下),第94頁。

[41]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第58頁。

[42]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第56頁。

[43] 《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1958年8月29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8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頁。

[4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年2013版,第427頁。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78頁。

[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99頁。

[47] 參見《人民日報》1958年8月20日《徐水全部農業社轉為公社 農民熱情高漲正全力加強秋田管理》;1958年8月22日《發揮大社的優越性  鋼鐵人民公社自力更生辦學 開始有計劃地培養技術力量》;1958年8月28日《公社好比一枝花(民歌)》;1958年9月2日《建立公社是必然趨勢》;1958年9月3日《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 1958年9月4日《走人民公社的路 陜西江西吉林江蘇農民歡天喜地結成新集體》;1958年9月10日《日夜想公社》;1958年9月15日《人人夸公社》等等。

[48] 晉南地委:《關于在元旦至元宵期間開展以保衛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中心的群眾性宣傳文藝高潮的通知》(1959年12月),華東師大當代文獻史料中心藏,檔號Aa 0357-010-047。

[49]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36頁。

[50] 這里的基層干部指縣級以下的脫產干部或未脫產干部,主要指后者。

[51] 《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1957)》(上),第207頁。

[52]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358頁。

[53]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年)》,第153頁。

[54]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380頁。

[55] 《山西省大寨農業合作社史》,《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編輯室編:《當代中國典型農業合作社史》(上),第251頁。

[56] 《山西省大寨農業合作社史》,《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編輯室編:《當代中國典型農業合作社史》(上),第252頁。

[57] 楊洪濤:《“天堂實驗紀事——回眸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建立”(一)》,《中州統戰》1998年第5期;轉引自賈艷敏:《大躍進時期鄉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

[58] 周曉虹:《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85—186頁。

[59] 劉洋:《多重視角下的麻城“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民大學,2011年,第15頁。

[60] 《湖南省韶山村農業合作史》,《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編輯室編:《當代中國典型農業合作社史》(下),第879頁。

[61] 《北京市四季青鄉合作經濟發展史》,《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編輯室編:《當代中國典型農業合作社史》(上),第38—39頁。

[62] 應星:《村莊審判史中的道德與政治——1951—1976年中國西南一個山村的故事》,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頁。

[63] 中共麻城縣委文件:《關于紅專公社政策執行、干部作風問題的檢討報告》(1959年7月30日),麻城市檔案館:1-1-378。轉引自劉洋:《多重視角下的麻城“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民大學,2011年,第64頁。

[64] 王耕今、楊勛等編:《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年)》(上),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頁。

[65] 轉引自郭于華:《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66] 郭于華:《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第11頁。

[67] 《建立公社是必然趨勢》,《人民日報》,1958年9月2日。

[68] 《走人民公社的路 陜西江西吉林江蘇農民歡天喜地結成新集體》,《人民日報》,1958年9月4日。

[69] 《走人民公社的路 陜西江西吉林江蘇農民歡天喜地結成新集體》,《人民日報》,1958年9月4日。

[70] 《萬眾爭贊公社好》,《人民日報》,1958年9月23日。

[71] 《萬眾歡騰奔公社》,《人民日報》,1958年9月25日。

[72] 《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人民日報》,1958年9月3日。

[73] 侯永祿:《農民日記——一個農民的生存實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頁。

[74] [美]韓丁著,《深翻》譯校組譯:《深翻》,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頁。

[75] 盧暉臨:《通向集體之路——一項關于文化觀念和制度形成的個案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頁。

[76] 《插紅旗,拔白旗——麻城農村大搞共產主義思想革命》(1958年12月24日),麻城市檔案館藏,檔號1—1—301。轉引自劉洋:《多重視角下的麻城“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民大學,2011年,第26—27頁。

[77] 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1957)》(上),第364頁。

[78] 劉華清:《人民公社化運動紀實》,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頁。

[79] 盧暉臨:《通向集體之路——一項關于文化觀念和制度形成的個案研究》,第127頁。

[80] 轉引自周曉虹:《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第189頁。

[81] 張銀鋒:《“家族—集體主義”下的村莊公社:一個京郊“明星村”的社會變遷》,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民大學,2010年,第73頁。

[82] 周曉虹:《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第178頁。

[8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第252頁。

[84] 《中央關于在農業生產合作社擴大合并和升級中有關生產資料的若干問題的處理辦法的規定》(1956年3月5日),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1957)》(上),第541頁。

[85] 黑龍江農業合作史編委會編:《黑龍江農業合作史》,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頁。

[86] 中共中央批轉廣東省委《關于退社問題的報告》(1956年12月24日),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1957)》(上),第653頁。

[87] 《北京市竇店村合作經濟發展史》,《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編輯室編:《當代中國典型農業合作社史》(上),第9頁。

[88] 王耕今、楊勛等編:《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年)》(上),第178頁。

[89] 王耕今、楊勛等編:《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年)》(上),第175頁。

[90]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417頁。

[91] 盧暉臨:《集體化與農民平均主義心態的形成——關于房屋的故事》,《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6期。

[92] 盧暉臨:《集體化與農民平均主義心態的形成——關于房屋的故事》,《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6期。

原文刊載于《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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