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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姚文元如何走到政治前台
作者:李辉      时间:2019-07-08   来源:
 

本文作者

李辉,记者,传纪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28304;?#35760;、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23567;?#25991;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传奇黄永玉》等。 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历史不?#21069;?#21350;,不可漫画化

有一天和朋友谈起吴晗、谈起邓拓,猛然想到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26657;?#24050;经过去好多年,我们顿?#36744;?#29983;无限感慨。当年这场来势凶猛的批判发生?#20445;?#25105;们还只是七八岁的孩子,现在还自以为处在青年的行列。可是,谈到这个话题,想到我们竟然已经走过这一不算短的历史跨度,不由地感到时间的无情与苍老。

我们当?#36745;?#27809;有老,也没有丝毫老的感觉。然而,苍老,决不仅仅限于时间流动意义,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感受到的心?#28526;?#21270;,一种因回望历史而产生的无奈与喟叹。

那次谈话之后,我想得更多的是姚文元。当把思路集中到他的身上,我才发现对他的了解是那样少。

如果查阅批判姚文元的文章,把它们汇集?#40644;穡?#19968;定能?#36745;?#20070;桌上堆起一座小山。从许多关于“文革”人物传记中,也能发现作者用过不少篇幅勾画他的生平(印象中,除了传记类的历史纪实外,似乎还没有系统研究姚文元思想的演变、文风演变的著作)。即使翻阅如此之多与姚文元有关的文章,作为一个“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对姚文元性格、思想的揭示,?#23545;?#19981;能令人满意。一些文章?#27492;?#28779;力猛?#24050;源?#29312;利,却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政治评判上,而缺少思想的剖析和历史的深度。在近?#25913;?#30427;行的所谓历史人物纪?#31561;?#28526;中,虽然?#32972;?#21487;见对他的描述,但这一情况并没有改变,不同的是增加了许多?#20113;妗?#20256;闻与肤浅的渲染。

不仅仅对姚文元,对许多其他“文革”人物、“文革”事件的描写,对历史伟人或者不同角色的描写,不少都是如此。图书消费市场毫不客气、毫不掩饰地伸出巨大的手,调动着一些文人手中的笔,?#39038;前?#29031;市场的需求,描述、编造、渲染许多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历史人物的恢宏与庞杂,要么只剩下所谓的家长里短、一颦一笑,要么?#24576;?#20026;平庸的漫画,涂抹上几?#39318;?#21155;的滑稽色彩。就这样,在一些文人笔下,历史的复杂与沉重被化为轻飘飘的?#40644;?#33853;叶,或者仅是抛给历史几?#21475;?#23194;。他们是那样热中于?#20113;媯?#25226;它作为讨好读者讨好市场的惟一法宝,以掩饰自己思想的?#22253;祝?#20174;而有意无意使读者陷入他们营造出的虚假迷宫,永远走不进历史的真实。现在中国的历史纪实,居然如此堕落。

我自觉我并?#40644;?#39047;也?#40644;?#28608;,?#39029;縞凶?#20154;的宽容与随意。但是,我?#27425;?#27861;接受虚假,更不能认同虚伪。当看到流行于市的那些虚假的、思想?#22253;?#30340;、哗众取宠的所谓历史纪实作品?#20445;?#25105;不由产生一种忧虑与悲哀。

我们就这样面对历史吗?我们就该如此轻松地忘?#27425;?#26199;忘却邓拓他们的名字吗?我们就该如此肤浅地把姚文元以及江青之类的人物漫画化,或者把严峻的历史仅仅划归到宫廷秘闻趣闻逸闻之类的谈笑之中?

大批判成为时尚的年代

又一次借来姚文元“文革”前出版的各种文学评论集、杂谈集。

“文革”前的十多年间,他算得上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学评论家,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仍然是普普通通的?#36745;薄?#28526;起潮落间不断溅起诸多浪花,他不过是其中的一朵而已。一切因“文革”而变得不同。因为“文革?#20445;?#23002;文元才?#36745;?#26159;潮起潮落间可有可无的水沫,而是赫赫然走进了重要历史人物的行列。因为“文革?#20445;?#20182;写于“文革”前的这些著作,才具备了新的认?#37117;?#20540;和历史意义。

不止听一个人?#20498;?#23002;文元当年曾被视为颇有才气和水平的年轻文?#24352;?#35780;家。如果有时间把他的文章和当年许多批评家的文章对照阅读,大概会发现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者?#20826;?#20154;之外。可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当我把它?#20146;?#20026;独立的存在审视?#20445;?#25105;竟然无法一一细读。读姚文元的杂文,或者评论,我不由感到一种逼人气势如山一般矗立面前,如海浪一般涌来。但一旦走进这山背后,便发现这气势只是虚假的声势,他是?#26434;?#35328;的喧嚣和情绪的亢奋,掩饰着逻辑混乱和思想?#22253;住?#37027;么多大小长短的文章,除了批判叱呵?#25925;?#25209;判叱呵,除了引经据典寻章摘句?#25925;?#24341;经据典寻章摘句,他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更出色的其他才能,我无法想像,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气势,居?#36745;?#30456;?#32972;?#30340;时间里成为文化界舆论的主流,成为备受青睐的样板。

批判是一种标志,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目的。那是政治运动始终成为社会兴奋和关注焦点的年代,那是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一度被视为次要的年代。时间的流动,常常可?#26434;?#25919;治运动的阶段运转来显示,来表达,运动,便无法离开批?#26657;?#36816;动,便不能不以批判为表?#20013;?#24577;,或者说其?#26087;?#19982;批判就是相互?#26469;媯?#30456;互辉?#22330;?/span>

姚文元在文坛一露面,即选择文?#24352;?#35780;这一写作形式。从而,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在政治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批判中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姚文元生活的年代生活的环境,?#39038;?#25152;选择的职业,也有了一鸣惊人的可能。这就是大批判的时?#20889;?#32473;他的机遇。批判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特殊条件下给被批判者提供赢得声名的广阔天地。姚文元获得的是后者。当然,批判有时?#37096;?#33021;是一把双刃剑,在刺向对方的同?#20445;不?#21050;中自己。不过这一现象很少发生。

不能忽视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25918;小?#25152;具备的多层意义。仅从年轻的批判者可以一夜之间一鸣惊人这一现象?#27492;擔?#20854;产生的历史波动便是?#36828;?#26131;见的,两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20445;?#20165;仅因为敢于向权威挑?#21073;?#25954;于把所接受的新思想新观点运用于批判性研究之中,便得到前所未有的器重与推崇,意外地成为政治思想斗争中的一个工具。他们如同明星一般转瞬之间脱颖而出,?#26009;?#22312;人们面前,令许许多多青年人仰望、羡慕。无意之中,他们为他人树立了一鸣惊人的样板。批判可以显示革命,可?#28304;?#34920;进?#21073;?#21516;?#20445;?#25209;判也带来了赢得声名的各种可能。

很?#26705;?#19968;九八七年底,?#19994;?#21040;了“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先生麾下工作。?#25913;昀次?#20204;成了同事,办公室也相邻,闲?#27425;?#20107;,我便?#19981;?#21516;他海阔天空地聊天。文坛往事,世态炎凉,人生风雨,等等,都是我们的话题。

蓝翎离休后开始撰写回忆?#36857;?#35760;述作为“右派”在农场劳动时所看到的“右派”间文人的百般形态,记述下放河南商业厅后在粮?#25104;?#20135;基地护?#24149;?#31179;的日日夜夜,记述一九五四年前后自己如何一夜之间成为“明手”的往?#38534;?#20182;在写这些回忆录?#20445;页?#20026;手稿的最初读者之一,因而常常在阅读时进入一种浓厚的历史氛围。当阅读一些篇章后再坐到他的面前,我总能感觉到深深的历史沧桑环?#35889;?#20182;。作为一名特殊的历史经历者参与者,他有别人不可能具备的人生体验和感触。因此,他对历史对现实对自己对各色人物,便有了富有启示性的见解。

他和姚文元是同龄人,都出生于一九三一年,但他和姚文元并没有直接找过交道,因为当他处于短暂的显赫?#20445;?#23002;文元还只是上海的一个普通作者。而当姚文元在?#20174;以?#21160;中成为批判明星?#20445;?#20182;的命运则发生根本性转折,从曾经簇拥的鲜花中跌落?#21525;礎?#35848;到这一命运改变?#20445;?#35848;到后来生活的艰难?#20445;?#34013;翎总是显得非常平静,语调舒?#28023;杂?#38388;且带些?#21738;?#19982;调侃。过早地远离批判中心,不能像以前一样发表作品,固然是件憾事,但对于他,这未必不是一种解脱,从而避免?#22235;?#20197;预料的其他结局。我曾想问他是否为这一转折而感到庆幸,转而一想,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便又作罢。历史和人的命运总是带有很多偶然性,后来做出的种种假设只能是假设。

他对我?#20498;?#24403;年当他们被誉为“小人物”而一鸣惊人之后,一时间许多文学青年?#23478;浴?#23567;人物”、“新生力量”自居,希望受到重视,理直气壮地要求将自己作为人才作为新星予以培养。许多报刊编辑部,常常收到类似要求的来信。信的开头还会这样写?#20309;?#26159;一个小人物,我是新生力量……

姚文元当然不能与这样一些青年同日而语。他早就陆续发表过不少评论文?#38534;?#20182;需要的不过是机会,是发展自己。我猜想,他从“小人物”一鸣惊人的情形中,一定得到许多启发。他必须训练自己的政治嗅觉,他必须选择最好的?#34987;?#21644;最好的对象,他也必须以最简捷的方?#25509;?#24471;青睐。

在越来?#38454;蟆⒃阶?#36234;革命的历史演进中,在政治运动总是以文?#24352;?#21028;开道的年月,现实总是会为某类人提供可以施?#20849;?#30053;的天地。

姚文元当然属于这类人。既然他选择了这样一条路,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朝这片天地走去。终有一天,他会走到历史前台。

研究视野里的姚文元

最早研究姚文元的专著并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而是由瑞典隆德大学的汉学家、东亚系主?#21355;?#23572;斯(Lars Ragvald)所撰写。早在七十年代“文革”尚未结束?#20445;?#25289;尔斯就把研究课题放在姚文元身上。作为“文革”的旁观者,作为一种文化的局外人,他十分好奇,一个文艺评论家,如何会占据这么显赫的位置,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他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文革”中的姚文元身上,也不?#21069;?#20182;作为政治人物对待,而是侧重于“文革”前活跃于文坛的姚文元,研究姚文元的文?#24352;?#35780;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很自然,在他的?#21738;?#20013;,姚文元是和斯大林时代的日丹诺夫相似的人物。当他完成博士论文?#20445;?#22235;人帮”正好被推上了历史审判台。拉尔斯没有做多少修改,?#25925;?#20110;一九七?#22235;?#21457;表了他的哲学博士论文《作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姚文元——中国日丹诺夫的出现》。

一九九二年,我?#26790;?#29790;典?#20445;?#22312;隆德大学校园拉尔斯先生的家中,他送给我这本博士论文,同我谈过研究姚文元的缘由。他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之所以对姚文元产生兴趣,是在阅读了姚文元的文章,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姚文元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要求而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文?#38534;?#20182;感到好奇。于是,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工作的他,就开始选择姚文元这个对象予以研究。

我能理解他的好奇。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很少有人敢肯定地说自己能预测生活的走向、思想的走向。风的起落,风的旋转,常常是以不?#19978;?#20687;的方向或速度进?#20982;擰?#32780;且,从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开?#36857;?#20316;家或学问家根据新的要求对旧日作品进行修改,已经形成时?#26657;?#25104;为必然。身在其中者,把这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会为此感到别扭、奇怪。

姚文元也不能例外。他置身于风中,最终又成为呼风?#25509;?#32773;。与许多善良的作家学问家不同的是,他不断修改的不仅仅是文章,而是人格?#26087;懟?#31934;神?#26087;懟?#36825;样做,是为了表明自己始终?#36745;?#33853;伍,始终是革命左派。在通往显赫的道路上,惟其如此他方能领取更多的通行证,从而使自?#27627;?#20110;不败之地。他是踩着被批判者的身躯,踩着被自己不断否定的自我向前走着。他在相?#32972;?#30340;时间里能够步步青云,就在于他有别人的不具备的政治嗅觉,有于细微处辨别风向的特殊才能。他那双后来总是受人们讥讽的“金鱼眼?#20445;?#21364;闪动着?#26222;?#32780;机警的目光,从扑朔迷离中窥到使自己保持不败并日益显赫的秘诀。这一秘诀我想其?#24471;?#36848;起来十分简单明了。这说是:在盛?#20449;?#21028;的年月,你应该把“棍子?#26412;?#24471;?#32570;?#20154;更高,掌握的?#34987;?#21644;火候应该?#32570;?#20154;更恰到好处,而打在别人身上应该更重。

这也好比一场赌博。

人生赌博。

在这样的赌场上,姚文元便是一个?#23478;?#39640;超野心勃勃的赌棍。随着年纪增长和政治运动的熏陶,一切?#23478;?#21457;生变化。?#20174;移?#38388;捕捉?#34987;?#21521;一个个“右派”作家高举“棍子?#20445;弧?#25991;革”前夜大打出手,以批?#23567;?#28023;瑞罢官》而揭开历史?#24179;?#30340;序幕;……在历史每一个重要关口,可以?#37011;?#23545;风向的观测与行为选择,都不同程度带有赌博成分。尤其是在接受江青张?#21621;?#30340;指令、参与批?#23567;?#28023;瑞罢官》阴?#36744;?#21010;的历史关口,他真正成为一个赤裸裸的赌徒。从一九六五年十?#36745;?#21457;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3613;罰?#21040;一九六六年五月发表《评“三家村”》,“文革”的爆发正是以他的声音而轰然响起令历史震颤的惊雷。

历史以冷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在批判盛行的年代,需要无数大大小小的“棍子?#20445;?#24403;“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处在酝酿之中?#20445;?#26356;需要如姚文元这样敢下赌注的文人。现实情形是,出现这种人的可能,早已存在。

这样,在获得声名显赫的同?#20445;?#20182;手中的笔,?#36745;?#38480;于文艺评论甚至文?#24352;?#21028;范畴,而是与“文革”政治紧密相连,他的存在方式就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笔?#36745;?#26159;一个文人(哪怕是令人厌恶的“棍子批判家?#20445;?#25163;中的工具,而是变为高悬于人们头上的利剑,变成一个罪恶的标志。他以一个文人起?#21073;?#21040;最终虽然仍在摇晃着笔,却早已超出了一般文人的范畴,不过是以“文革”中最大的“御用文人”的身份。

一旦姚文元做出了这种选择,一旦他如魔鬼般无保留地把自己交付“文革”政治,他就注定成为文人中一种类型的历史标本,供人们解剖,留给人们巨大的思索空间。

历史忏悔没有过时

我这种年龄的人,当然无缘投身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先?#32423;?#39118;起云涌的“文革?#20445;?#20309;况我生长的县城,远离政治漩涡中心,往往所感受到的只是余波的回荡。

工作之后,接触文人较多,从这些经过“文革”磨难的人们身上,我渐渐体会到他们憎恨“文革”的?#37027;欏N一?#27880;意到,当谈论“文革?#31508;保?#20182;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谈到姚文元。这样,在我的视野里,姚文元就不仅仅只是刻写在审判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是变得十?#24535;?#20307;。

在?#26412;?#19981;同场合不同机会,很容?#23376;?#21040;其命运变化与姚文元紧密相关的人。刚从大学毕业,我曾在《?#26412;?#26202;报》编辑过“五色土?#22791;?#21002;,邓拓当年就是在这上面开设?#22534;?#23665;夜话》专栏,从而招致杀身之祸。我所在的“五色土?#22791;?#21002;的一些老编辑,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后,也因为发表?#22534;?#23665;夜话》而获罪,“文革”中备受折磨。在“五色土?#20445;?#25105;的同事邓壮先生,正好是邓拓的儿子。我们?#32972;?#38386;聊,从他那里,我知道他父亲自杀后家庭的?#26131;礎?#25105;在晚报?#20445;?#25991;革”后“三家村”主将中惟一健在的?#25991;?#27801;先生,仍是晚报的作者,每次见到他,从他苍老的目光中,我?#36335;?#33021;看到他心中的伤痕。

现能够看到一个个曾被姚文元的“棍子”无情打击过的文人,各自以不同步履继续走着生命旅程,对我们这一代人,要算一?#20013;以耍?#20182;们的存在他们的各种姿态,会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现在,对照姚文元的文章,我把所见过所接触过的文人略作回忆,?#28034;?#20197;轻易列出?#24576;?#20018;曾在他的“棍子?#27605;?#20986;现过的名字:丁玲、巴金、周扬、胡风、艾青、秦兆阳、姚雪垠、刘绍棠、王蒙、邓友梅、陈涌、?#25991;场?#39118;席卷过他们,浪冲打过他们,姚文元正是在他们身上一?#26410;?#20307;现出他的“价值”。我相信,如果面对历史,他们应?#27809;?#26377;与我们不同的感受。

许多文人回忆“文革”的文章,能给予我不同程度的震动,但恰恰是一?#20309;?#30340;同龄人?#32423;?#20889;出的朴素文字,最让我感到心灵的震颤。一九八六年晚报副刊组织过一次“难忘一?#38534;?#24449;文,征文启事中请读者写出自己人生中经历过的最难忘的一件?#38534;?#27809;想到,在短短两个?#21525;錚?#25910;到了六七千份来稿,而且其中描写“文革”记忆的竟然占据一多半。面对堆满办公桌的征文,我感到历史的沉重。

作为一个对“文革”没有切身体验的人,我对同代人的文章格外注意。这些作者与我年纪相差不大,在“文革”发生时、进展中,只能算是孩子。但是,由于他们主要生活在?#26412;?#25152;见所闻,?#23545;?#36229;出了一般人对“文革”的体验。有的尽管年纪小,却也因环境的特殊,而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历史进程。一个和我同岁的作者,因为在标语上涂划,当年只有八岁就被打成小学里的“小反革命?#20445;?#24182;押在批判大会批斗;一个作者四岁时新奇地看父亲挨斗,大风中还害怕风把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刮走,从而被讥讽为“小疯子?#20445;弧?#26356;多的人?#20146;?#20026;红卫兵或者红小兵,参加了抄家、批斗。记述这些往事的文章,与后来那些政治纪实的宏篇巨制相比,只能算简单记忆的真实记?#36857;?#27809;有惊天动地的风云变?#33579;?#27809;有重大事件的披露,然而,它们源于普通人的记忆,是以不假雕饰的笔触记录下心灵触动。在我看来,它们更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20174;场?#25991;革”时代的悲剧性荒诞性。

后来,我把这类征文编辑了一本书,以《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为题出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版)。我兴奋地发现,第?#40644;?#25991;章居然是?#27425;?#26199;先生的——《吴晗同志,向您道歉!》。

作者当时是?#26412;?#30340;一位女中学生,学校就在吴晗的家附近。她回忆一九六六年,在读过姚文元批?#23567;?#28023;瑞罢官》的文章之后,她和同学们对“居然有人在首都?#26412;?#21547;?#25104;?#24433;攻击伟大领袖”而感到十分气愤。这是六月,“文革”高潮刚刚兴起,大规模的批斗抄家尚未开?#36857;?#21487;她们在一个下午,跑到吴晗家中,为闯进去,她们与警卫员扭打,她则爬树翻墙而入,她叙述难忘的时刻:

我挤在吴晗?#21592;擼此让忌颇浚?#24182;不像坏蛋的驴脸三角眼,不由得同情心油然而起,但马上又想到他反对伟大领袖,于是又?#39318;?#20005;肃地问他:“你为什么反对伟大领袖?”他急忙摇摇低垂着的头,连连说:“我没有反对伟大领袖。”学生们的唾沫从他光秃前额上滑?#21525;矗?#25105;觉得他很可怜。

二十年后,她已经步入而立之年。她以无?#28982;?#24680;的?#37027;?#22238;忆往?#38534;?#22312;知道吴晗夫?#38745;?#27515;于“文革”中后,她自责:“对于他们一家的悲?#20197;?#36935;,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吗??#24444;?#30340;默默道歉,?#20004;?#35835;来仍然使我感到具有很大的力量,?#19981;?#25105;的心。可以想像,这种在吴晗亡灵前面深感内疚的情?#26657;?#22312;她身上不会消失,将伴随她一生,而随着岁月流逝,回首往事?#20445;?#22905;会以更深沉的感触向她的孩子讲述自己经历的一?#23567;?/span>

于是,从她和书中其他作者那里,我看到了姚文元(当然还有其他人)与我们这样一代人所存在的关联。姚文元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于中国当代历史,那?#27492;?#30340;文风,他所投射的阴影,会让亲身经历者和间接经历者都能感到难以承受的重负。

历史本不该掩饰不该淡忘,也不应只用一种语调叙述。当我们?#32842;?#20110;身边万事万物?#20445;?#19981;妨时时回头,看看身后走过的那条漫长曲折的路,惟?#20889;耍?#25105;们才能以清醒的头脑历史的眼光审视现实,迈开人生的稳健步履。

就这样,吴晗、姚文元和《海瑞罢官?#25918;校?#22312;那个晚上成为了我和朋友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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