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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1986年胡耀邦:遭到錯誤打擊,找我,我管
作者:      時間:2018-10-15   來源:
 

來源 |《國家人文歷史》2012年 第8期

原題《1977—1986年平反冤假錯案》

十年浩劫結束之后,大量冤假錯案急待平反,中央每月收到的申訴信突破6萬封,到京上訪常住的人口在4千人以上。中央組織部每月也收到申訴信1萬多封。來信來訪猛增,成為這個歷史時期的特有現象,為新中國幾十年來所未有。在胡耀邦和習仲勛看來,對待基層信訪的態度,不論來信說什么,各級領導干部都要認真對待。而來信來訪中,有關冤假錯案的問題占的比重很大。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中組部部長,很快,中組部和胡耀邦家門前便排起了長長的隊伍,聚集著一群群上訪的人。胡耀邦夜以繼日地工作,重要信訪案子親自過問、審查、批示,直至最后解決。

夏衍等人寫信要求恢復工作

12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組織部全體人員大會上發表講話。在講了中組部面臨的平反冤假錯案的艱巨工作后,他說,最后提出兩個要求:一是認真做好來訪接待工作,二是認真處理群眾來信。他說,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來找我,我都要和他們見面談話,請任何人不要阻攔。凡是信封上寫有“胡耀邦”三個字的來信,都請及時送給我,如沒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動代勞處理,更不能扣壓。

年底,胡耀邦收到署名原對外文委二百零五名干部的來信。來信反映:對外文委已被撤銷,只有我們這二百零五人一直“沒人要”,“四人幫”剝奪了我們的工作權利。我們強烈要求恢復工作。特向“黨員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包括國內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圖南、原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戰爭年代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陳忠經等同志。胡耀邦說,這簡直是瞎胡鬧!對夏衍、楚圖南、曹瑛、陳忠經等等這樣的老同志,怎么都誣稱他們為“社會糟粕”呢?怎能因為他們的“家庭出身”和“海外關系”之類的不由自主的客觀存在,就剝奪他們繼續為黨工作的權利呢?“文革”十年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磨難,難道還不夠重嗎?他隨即指派中組部干部組負責人與國務院政工組取得聯系,共同組成工作組,前往調查研究。

1978年初,就上訪人員登門申訴問題,胡耀邦對老秘書高勇說:現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的是看望的,有的是要求幫助解決各種問題的,也有不少上訪的。高勇,你告訴大家,誰要是想提拔,不要來找我,這些事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錯誤打擊,找我,我管。

胡耀邦為習仲勛平反

1962年8月,康生借小說《劉志丹》之事陷害習仲勛,把習仲勛等人定為“反黨集團”。“文革”前后,習仲勛遭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后長達16年之久。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習仲勛先后三次給中央領導人寫信。1976年11月15日,習仲勛致信中央領導人,熱烈慶賀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署名為“一個仍未恢復組織生活的毛主席的黨員習仲勛”。1977年8月21日,習仲勛提起筆來,分別給鄧小平、胡耀邦和王震寫信,述說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特別是被監護以后的狀況。懇切請求黨中央重新認真審查他的黨籍問題,作出結論。早日恢復組織生活。1977年8月24日,習仲勛又給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與黨中央寫信,一方面熱烈祝賀黨的十一大和十一屆一中全會勝利召開,男一方面再次請求中央審查他的問題,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繼續為黨工作的請求。并表示聽從中央的安排,為黨做些工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為共產主義事業獻出自己的一生。

習仲勛的夫人齊心看到一些受過迫害的老千部紛紛恢復工作,而習仲勛的問題在粉碎“四人幫”之后一年多尚未得到解決,心急如焚。她在女兒橋橋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陽之間。1978年初齊心找到剛剛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和葉劍英副主席。 胡耀邦專門聽取了齊心的意見,他十分關切地詢問習仲勛在洛陽的生活和身體狀況,對習仲勛在1962年蒙冤以后遭受到的各種磨難深表同情。胡耀邦當即表示說,凡是冤假錯案都要實事求是地堅決平反昭雪,不論準說的,誰定的。習仲勛同志的案子當然也不例外。胡耀邦還說,現在是充分行使人民賦予我們的權力的時候,但也是容易出錯的時候,既要大膽果斷,也要謙虛謹慎,遵守黨規黨法,才能把事情辦好。胡耀邦從資歷、經驗、能力、威信等方面對習仲勛作了充分肯定。

葉劍英會見齊心時也表示,堅決支持習仲勛出來工作。

齊心迅速把與葉劍英和胡耀邦的談話情況告訴了習仲勛。習仲勛當即感到,平反自己冤案的時機來到了。

胡耀邦雷厲風行,立即行動,指示中央組織部迅速查清習仲勛的冤案。1978年2月,習仲勛的人生歷程出現歷史性轉折。2月中旬,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書記負責,速將在河南洛陽的習仲勛接回省委、護送進京。河南省委立即派省委組織部和保衛處有關人員于當天晚上趕赴洛陽。2月22日,習仲勛乘坐火車離開古都洛陽,到達河南省會鄭州,受到河南省一位省委書記及其他同志的熱烈歡迎。習仲勛情不自禁地與這位省委書記緊緊擁抱,激動地說:“這是我16年來第一次和同志擁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黨的懷抱。”這位省委書記當印安排習仲勛白天在中州賓館休息,晚上坐火車回北京。習仲勛說:“我不需要休息,我建議你能帶我坐車到鄭州大街小巷轉一轉,而后我們倆人好好談談,我和外界完全隔斷聯系多年了,要到人民群眾當中去,呼吸新鮮空氣。”習仲勛游覽了鄭州市區、百貨公司,來到紀念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殉難烈士的二七紀念塔。回到中州賓館,習仲勛談起,“十年內亂”時期有一段時間他被關在七八平方米的~間小房子,堅持每天兩次轉圈散步。轉圈開始從一數到一萬,然后再退著走,從一萬數到一。

當天晚上,習仲勛登上北上列車,翌日抵達北京。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習仲勛作為特邀委員出席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習仲勛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與此同時,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習仲勛列席了這次會議。

葉劍英對于安排習仲勛的工作早有打算。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因在中央工作,政務、軍務繁忙。無暇兼顧廣東工作:廣東地處中國南方,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內亂”使得廣東問題極為復雜,大量冤假錯案亟待平反。因此,葉劍英決定派習仲勛這位擔任過西北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老資格”坐鎮廣東,主持廣東省工作。

葉劍英與華國鋒、鄧小平等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派習仲勛到廣東。習仲勛聽到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說派自己到廣東“把守南大門”(胡耀邦原話),深感責任重大。

曾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回憶說:1978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我代表省委參加這次會議。當時我和韋國清都坐在人民大會堂主席臺上。有一天,韋國清對我說:“等一會兒開完會后還有一個小 會,中組部長胡耀邦同志有事找我們談一談。”會后,我和韋國清來到人民大會堂的一個休息室,胡耀邦已經來了。胡耀邦說:“中央決定讓習仲勛到廣東擔任省委第二書記,這次是葉(劍英)師提名,大家也都同意。”當時省委第一書記還是韋國清,他準備回廣州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第四次黨代會,習仲勛的職務也要在會議上通過。隨后,習仲勛相繼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主持廣東黨政軍工作。

胡耀邦、習仲勛力主平反冤假錯案

1978年初,中組部來訪人員每天有幾百人。胡耀邦對警衛人員打招呼說:對找到家來申訴的上訪人員,一律不要阻攔。有些上訪者凌晨就在家門等候,他一邊吃早飯一邊接待上訪者。他在中組部一年時間里批復了四千多件來信。

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勛也感到了要求平反的壓力。1978年習仲勛復出工作后,許多要求平反的信件和電話飛往廣東省委習仲勛的辦公室。面對無數的群眾來信,他不滿足于省信訪辦篩選后送來的少數信件,指示秘書賈延巖到信訪辦直接查看人民來信,傾聽來訪者呼聲,到大街上吵看要求平反冤假錯案的大字報。一天,一群從遠處趕來的披麻戴孝、悲憤不已的群眾貼出大字報,內容事關數百條人命的血案,賈延巖被吸引了。事關重大,賈延巖出主意叫他們到省委門口信訪室去直接申訴。這種做法招來同事批評,說他感情用事,一個領導的秘書不該叫百姓到省委鬧事。習仲勛聽了賈的匯報后,不但沒有批評他,反而嚴肅地說:“你沒有做錯,共產黨的機關,共產黨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對老百姓沒有感情?那能叫共產黨的干部嗎?這樣的干部在封建社會都不算好官!”

1978——1979年是平反冤假錯案的關鍵年頭。在這期間,黨中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復查冤假錯案,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為地富分子摘帽,落實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中央大張旗鼓地為彭德懷、陶鑄、陸定一、彭真等平反,這些政策措施極大地激發了各階層人們的強烈回應。

1979年1月11日,在全國宣傳部長座談會講話中,身為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專門講到認真對待群眾來信來訪問題。胡耀邦說:現在來信來訪很多,有增無減。中央每月收到的來信已突破6萬封,到京上訪常住的人口在4千人以上。中央組織部也是如此,每月收到來信10萬多封。紀律檢查委員會一成立,已經收到來信三麻袋。來信來訪所以猛增,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是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造成的。這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特有現象,為新中國幾十年來所未有。此外,還有我們主觀上、工作上的問題。干部、黨員、工人,農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錯案的平反昭雪沒有得到解決,中央規定的政策還沒有在他們身上落實。這些人的正當要求,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合理解決。必須要看到這兩個方面。中央的意見是,這種現象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則,人心、黨心、軍心不安,對于實現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利。

胡耀邦說:西雙版納的知識青年7萬人聯合罷工,已個把月了。7萬人中,四川3萬多人上海3萬多,北京二三千人。為什么他們那里矛盾特別突出,還是要從我們的工作上檢查一下。農場沒有辦好,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嚴重。中央也可考慮抽三五百人到西雙版納去幫助他們搞一年工作。抽幾個副部長掛帥。各級黨委對事情不要推,不要踢皮球,不要受框框的束縛。如右派摘帽問題,文件發下去三四個月了,開除黨籍開除錯的,就糾正過來,50萬人中,有多少要恢復黨籍?有個估計有20萬人,有20萬就20萬,實事求是嘛!有些人為冤案上訪九年,跑了一百幾十次,沒人理。我覺得,我們當官的,可怕人啦!

干部不能只畫圈圈,加發牢騷

1979年8月30日,胡耀邦召集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最高法院、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公安部等有關部門領導同志開會。

胡耀邦要求高中級干部要親自處理上訪群眾的問題。胡耀邦說:我們中央機關一萬一千六百名高級中級干部,如果每人每月接談一個上訪人員,就是一萬一千六百人,超過現在來京上訪人員一倍半。每人每年找十個群眾談話,摸摸群眾的脈搏,解決一下群眾的思想問題,那就是十一萬六千人!我們要扎扎實實地做點工作,不接觸群眾,不了解情況怎么得了!這種狀態再也不能繼續去了!……當部長、副部長、司局長、處科長,不能只畫圈圈,加上發牢騷,而不做實際工作,不接觸群眾,不平等待人。

他說:在來京上訪人員中,一種是該平反的沒有平反;一種是已解決問題,但不解氣,要求對誣陷者判刑。這里要做說服教育工作,不能冤冤相報,這對我們國家、民族不利。還有一種是無理取鬧的,那是極少數。對那些政治上已經平反,但經濟上未落實政策的人,要多做工作,向他們講清楚,國家經濟上還有困難,但也不要一刀切。

由于胡耀邦在處理人民群眾來信來訪的問題上出了名。因此1978年底胡耀邦到中宣部當部長后,中宣部的群眾來信來訪成倍增長,不少信件是直接寫給胡耀邦的。來訪者絡繹不絕,應接不暇。

據時任中宣部辦公廳信訪處負責人的馬懋如說,當時的中宣部信訪處設在沙灘一個失修的樓房底層,接待室里只有一張掉了油漆的乒乓球臺子,兩張長條板凳,幾張舊木椅,一個坐著要陷下去的長沙發,一部電話機,兩個竹皮熱水瓶。不少來信寫在廢紙上、手紙上、香煙盒的背面或書報的邊角空白處,有的信上還留有血、淚的痕跡。不少信件字跡不清,很難辨認。許多來訪者來自邊遠地區,有的是從監獄或勞改農場出來的,他們中不少人,卑已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流離失所。他們扒火車,或步行數日、十數日,或沿途乞討,身無分文,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含著冤、淌著淚,帶著傷痛,懷著極大的希望,來到京城,找中央,找黨,找耀邦同志。重要的來信、來訪,每日必摘要報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必及時批示下達。

習仲勛協助胡耀邦狠抓落實政策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第十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和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到會講話。胡耀邦強調,對于如此廣大的上億人口的統戰對象,我們一定要很好地同他們講團結,并且主動地、積極地和很細致地向他們做工作。不敢放手地爭取和團結他們,也就不可能真正打開統戰工作的新局面。對今后統戰工作的主要任務,胡耀邦特別強調要狠抓落實政策工作。習仲勛隨后發表講話。他回顧了統一戰線工作的歷史,指出了“左”的流毒對統一戰線工作的影響。他說,統戰部“不僅有‘左’的影響,甚至‘左’的流毒還很深。我們的‘左’,也不是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來,有些地方就‘左’,但那時還不那么嚴重。”習仲勛專門提到胡厥文、胡子昂寫給胡耀邦的信,他說,“信寫得非常中肯,也切合當前我們統一戰線工作的情況。他們非常謙虛,我們要學他們這個好作風。五十年代初,我們反對的就是我們有些共產黨員盛氣凌人,總 覺得比人高一等,這是不好的。”

胡和習的講話,有力地促進了落實政策工作的開展。

1983年9月15日,胡耀邦就落實統戰政策問題致函習仲勛:

落實政策,特別是落實黨外朋友、歸僑政策這件大事,須要請你代表書記處來抓。主要不是再發什么文件,而是要一個一個地方檢查,發現一個解決一個,有些典型,要發通報。因此抓這件事,要有最大的務實精神,最大的魄力。

1984年1月24目,胡耀邦在一份《信訪簡報》上作出批語:

六年以來,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收到要求落實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報,都大體落實了,這方面我沒有什么意見。但我不了解:為什么推一下,動一下,不推就不動?這幾個人的問題,我主張有專人負責。查一個就解決一個,使官僚主義無法推脫。×××的問題,我主張要查查八個接待單位,看看究竟誰是嚴重的官僚?我覺得中央機關有些單位官僚主義實在嚴重,如果不查處幾個,風轉不過來,整黨也就會走過場。這個問題,聯絡小組要抓,兩個直屬黨委也要抓,而且一定要抓出一點名堂來。

為了加強對落實政策工作的領導,根據胡耀邦的指示,中央于1984年初成立了落實政策小組,由習仲勛負責召集。

1984年7月6日,中共中央落實政策小組由習仲勛主持,召開擴大會議。關于“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的物資,會議要求必須清退,要開放存有查抄物資的倉庫(包括文物倉庫),物歸原主;確系“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而現在又找不到原物的,可從已處理查抄物資存款中適當給以補償,或從國家禮品倉庫中選擇一部分禮品頂退;“文化大繭命”中被擠占的房產也須退還,一時騰退不出的先給房主立據,兩三年內退還。

會議還特別指出:不論是過去或現在犯錯誤、犯罪的人員,其無辜家屬和子女一律不得株連,目前在上學、就業等方面仍然受到株連影響的,均應糾正;三中全會以來處理的問題,包括打擊經濟犯罪、打擊刑事犯罪中處理的案件,確實搞錯了的應該一律糾正。

清退“文革”中查抄財物

早前,6月14日,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機關黨組起草制訂了《關于妥善處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財物遺留問題的意見》。 《意見》指出:解決好“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財物的遺留問題,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必須從思想上高度重視。這是關系到我國憲法保護公民合法財產所有權,關系到黨和政府的聲望和信譽,關系到國內外的政治影響,關系到黨風和社會風氣根本好轉的問題。

11月,胡耀邦在中央信訪部門一份報告上作出批語:

我是希望各部門直接辦事辦案的。一切部門,第一要如實反映情況,第二要親自解決問題。沒有第一條,我們這些人可能變成瞎子聾子,但如果沒有第二條,我們這些人還是“無兵司令”,受制于人,黨內不干事和干壞事的人永遠會有。如果我們事事都照轉,壞人就要鉆這個空子,欺負我們不辦事而更加胡作非為。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每個星期辦成一件事,一年就辦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個單位每年就能辦成近六千件。這樣,正氣就會吹遍全國各個角落。

在胡耀邦等領導同志的指導下,習仲勛和中央落實政策小組經過努力,清退查抄財物工作基本處理完畢。截至1984年底,“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原工商業者的(包括其他方面人士)約300萬兩黃金、700萬兩白銀、15萬件金銀制品和800萬枚銀元已基本按上交時的銀行牌價作價退還;查抄的文物、字畫、珠寶、玉器、工藝品等1100萬件,大部分被毀壞或散失,尚存的約350萬件,退還了原主;查抄的1200萬冊圖書,退還264萬冊,其余原主已無法確認。“文化大革命”中被侵占、沒收的私房約1000萬平方米,房主被迫出售的約100萬平方米,采取騰退歸還原主,或其他辦法,解決了約55%。同時,還將“文化大革命”中侵占的民主黨派、工商聯的辦公用房等,大部分退還給了原主。

1986年中,“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主要歷史遺留問題的落實政策工作,基本完成。胡耀邦和習仲勛領導和組織的落實政策工作,歷經數年,涉及各個方面,牽涉到成百上千萬的家庭和個人。落實政策是平反冤假錯案、調整社會政策的繼續,他們的工作,對后來國家的穩定、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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