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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輝口述:近距離感受胡耀邦的人格魅力
作者:李文輝 口述  林泉 整理      時間:2008-11-05   來源:人民網
 

    建國初,我在甘肅任團省委書記時結識了胡耀邦同志,并在其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里與耀邦同志有過多次交往。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境遇下,我親身感受到耀邦同志多方面的人格魅力。在我的眼里,耀邦同志既是一位充滿活力和正義感的偉大政治家,又是一位親切和藹、富有人情味的兄長。如今,耀邦同志已離我們而去19年了,但他永遠活在我心里。

    劫后重逢,富強胡同話舊談新

    我是山西省靈石縣人,1937年參加革命,1939年任晉綏解放區呂梁劇社社員、分隊長,與彥克、李力、馬烽、莫耶等文藝人物共同從事革命文藝宣傳工作,后來又赴延安進入陜北公學、延安大學和魯迅藝術學院學習。歷經8年抗戰生活之后,在解放戰爭中又先后任汾陽晉劇團指導員、靈石五區和隰縣城關區委書記、甘肅武都縣委宣傳部長等職。建國后,我先后兩次在甘肅團省委工作,任秘書長、副書記、書記等職,上世紀80年代到省人大工作,后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直到離休。

    我第一次見胡耀邦同志,是他初任團中央書記一年后的1953年。當時我任甘肅團省委副書記、團中央候補委員,在去北京參加的第三次團代會上聽耀邦做報告,感覺他神采飛揚,充滿朝氣和活力。大會之余,也常看到耀邦與代表們站在院子里說笑,一點架子沒有,關系特別融洽。

    后來,我離開團省委一段時間,1963年又回到甘肅團省委工作,任團省委書記。11月,團中央派5人代表團參加阿爾巴尼亞國慶,經耀邦書記親自選定地方上由甘肅、云南兩省的團省委書記參加,我有幸代表團中央去阿爾巴尼亞祝賀國慶。

    1964年6月召開第九次團代會,我在會上被選為團中央常委。這次會議規模大,規格高,毛、劉、周、朱等國家最高領導人都出席了開幕式。耀邦做了《為我國青年革命化而斗爭》的工作報告,他像10年前一樣充滿活力,講話鏗鏘有力,富有號召力和感染力,而且顯得更為成熟和有氣度。他和代表們一起吃飯,還多次到代表們居住的房間探望。耀邦與我握手的時候,我感覺特別有力量,他臉上是真誠而爽朗的笑,讓人感覺到特別溫暖和親切。

    兩年后“文革”開始,我受到批斗,罪名是“三胡的黑干將”。當時耀邦也被打倒,剃了“陰陽頭”,但他骨頭很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拒不交待有什么“罪”,所以受到殘酷的折磨。

    1976年,我被“解放”,擔任了靖遠礦區鐵路指揮的領導職務,時任甘肅省委書記的宋平派我去北京匯報工作并申請投資。工作結束后,我想起了已經12年沒再見面的共青團老領導耀邦同志,決定千方百計要找到他,見上一面,看他經過“文革”的磨難是否還好。

    經打聽得知,耀邦這時已被鄧小平點名“解放”出來,在中國科學院主持黨委工作。聽說耀邦還住在團中央家屬院,地址是富強胡同5號,我就繞來繞去找到了那個極普通的小四合院。四合院很窄,前院住的是耀邦家,后院住的是胡克實家。

    敲門后,是耀邦的大孩子德平來開的門。我腳剛邁進門,耀邦就出來迎接了。他穿著普通的藍色中山裝,灰色布褲,還是當年那樣爽朗和熱情,只是額頭和眼角已有了許多皺紋,也有了白發,顯得憔悴了許多。想到他和自己一樣剛剛經過“文革”劫難,我立刻一陣心酸……耀邦緊緊握住我的手,搖了又搖,笑著說:“老共青團員大難不死,又相見了。” 

    耀邦讓我在狹窄的小客廳里坐下后,就拉抽屜、翻柜子,滿屋子找東西。我問他:“您找什么?”耀邦指了指隨我一同來的親戚小女孩說:“我們喝茶,給娃娃找點吃的。”后來他終于從別的屋子里找到一個小罐,高興地從里面倒出幾顆桂圓,對小女孩說:“小娃娃,吃這個,這個比牛奶糖好吃!”

    耀邦這時才坐下來,關切地問我是不是也受到了批斗,現在出來工作沒有,還有身體、家庭情況等等,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問這問那,關心備至。他還問了他所認識的甘肅省內其他一些人的情況,還有甘肅的經濟形勢。他聽著,沉思著,很少插話,能感覺出他對國家形勢深感擔憂的沉重心情。聽我說完,耀邦說:“黨的干部要在有很多不利因素的情況下看到一種轉機,要做這種轉機的推動者,黨的干部應當做這樣的人。”

    我們聊了很長時間,對當時北京的各種傳言,如“四人幫”、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的身后事及科學院的事,耀邦只字不提。他沒有一點怨恨和不平,更沒有激憤的言辭,是那樣坦然、平和,甚至沒有談到他受到過怎樣的磨難。我想,只有胸懷寬廣、品格高尚的人才會這樣心靜如水,我心里越發對耀邦多了幾分崇敬。

    告別的時候,耀邦一直把我送到小院的大門口,拉著手好久不放,讓我以后有機會到北京時一定再來家里坐坐。回來的路上,我想,耀邦率真、和氣、一腔熱情的性格一點兒都沒變。

    身居高位,與“老共青團員”喜相聚

    這次拜訪過后,國家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77年3月,耀邦同志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2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78年,他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后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1980年,他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耀邦同志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這是黨內最高職務。

    這一時期,中央高層變動很大,耀邦成為一顆耀眼的政治新星,正在迅速上升。在國家變革、撥亂反正中,他充當了中堅,非常忙碌。他先是在中央黨校發起對“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后在中組部頂著壓力挑戰禁區,親自接待上訪者,平反冤假錯案,解救了大批干部、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緊接著又在中宣部大搞“解放思想”運動。擔任政治局高層職務后,他又領導全黨搞改革開放,抓經濟工作。在這段時間里,我只在耀邦任中組部部長時見過他一次,當時是去北京開會,順便捎去省里幾位老同志的申訴材料給耀邦。耀邦還住在富強胡同,屋子里到處堆著各地送來的上訴信函,客廳里坐著好多上訪老干部。我見耀邦那么忙,見面后與他簡單寒暄幾句,轉交了材料,就告辭了。

    又過了3年,1981年我去中央黨校學習,這時耀邦已是黨中央主席了。在學習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當年一同在黨校學習的幾位老團省委書記很想看望一下耀邦,但知道他特別忙,不便打擾,就聯名寫了封問候信,托也在中央黨校學習的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轉交。沒想到第二天,耀邦的秘書打電話到學校,讓我們幾個人不要出去,馬上有車來接,耀邦同志要接見我們。

    我記得那天是7月26日,北京天氣很熱,一輛小面包車接我們來到中南海。

    大家剛在一個小會議室里落座,耀邦就推門進來了。他笑呵呵地叫著每個人的名字,和大家一一握手,還是那樣有力地搖著,好久才松手,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在共青團工作的歲月。

    坐定后互相問候寒暄了一陣,耀邦指著湖南的同志說:“湖南上訪人員最多,政策落實遲了,‘左’的東西消除得不夠,思想扭轉不快,落實政策阻力很大,給大家平反總要留個小尾巴,說人家‘你總還是有錯誤嘛’。我去年去了一次,說,‘你把人家搞過頭了,兩相抵消吧!’今年還不錯,農業政策落實了,這樣就好,對中央的精神不要打折扣。”

    接著,耀邦又談到解決河北問題,說他專門去講了一個話,搞了民意測驗,走群眾路線,決定了主要負責同志的去留。

    大家后來問到全國的形勢,耀邦高興地說:農業不錯,工業不太理想,寧夏生產尤其不好,減產20%,他準備明年要去那里。他說,抓經濟的事發了緊急電報,要求各省委書記親自動手寫三千字的報告,談明年計劃的安排,并要求抓好今年最后4個月。接著耀邦掰著指頭說各省發展的升降幅度,說得很快,數字、百分比記得清清楚楚,令大家十分驚訝。耀邦還鄭重地說:“生產搞不上去,我們站不住腳。”又說,“我在六中全會上就講兩件事,一是要搞好經濟生產建設,一是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設,包括治安,一年不懈地抓幾次,人民群眾就會滿意。”

    耀邦那天談話興致很高,最后談到農業土地承包問題,他神情有點嚴肅地說:“阻力很大,進度不快,很多地方包不下去,主要是有些同志思想轉不過彎子。”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又說,“我們要求每個省的主要負責同志對這件事要下大力氣抓,膽子放大,出了問題是中央的,你們只要包下去,很快就會看到成效的。”

    聽到這里,我問耀邦同志:“我回去后可否向省委匯報這個意見?”耀邦馬上說:“可以呀!你就這樣對宋平同志講,你當通訊員。”

    不知不覺間,3個小時過去,到吃午飯的時候了。耀邦看了一下表說:“一早上就接你們來了,我們這里星期天也是3頓飯,我請你們幾位吃午飯。”于是大家跟耀邦來到一個簡陋的小餐廳。坐定后,耀邦同志在服務員遞過來的單子上用筆劃了一個勾,一會兒服務員就端上來一個盤子,里面是4盤菜1盆湯。耀邦笑著對大家說:“四菜一湯,米飯管夠,吃饅頭也可以。來,大家動筷子。”菜是兩葷兩素,一盤紅燒肉,一盤芹菜炒肉,一盤蝦米炒蘿卜,還有一盤素炒油菜,湯是西紅杮雞蛋湯。菜可能是大鍋菜,比較綿,但很好吃。5個人吃這么幾個菜,勉強夠。耀邦一邊吃飯,一邊和大家說笑,像同幾個好朋友聚在一起,一點兒也看不出他身居高位。吃完飯,服務員收我們每人半斤糧票,錢由耀邦付。中央機關后勤管理的嚴謹和廉潔,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吃完飯,耀邦讓我們到中南海四處轉一轉。我們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樂得耀邦如此體恤,就在中南海走了走,參觀了毛澤東辦公和住過的豐澤園,還有光緒皇帝被軟禁過的閣樓等。之后,我們就去與耀邦告別,耀邦正在與人談話,急忙從會客室出來送我們。在同我握手時,他說:“甘肅,我還是西征時去的,以后一定要再去的。”

    回到甘肅,我把耀邦接見我們時的談話向宋平書記和省委做了匯報,甘肅按照耀邦同志對土地承包政策的意見加大了工作力度,取得了突破,走在全國前頭。

    臺上臺下,活在人心便是永生

    1982年9月,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之后他幾次視察西北,也特意重點走訪了甘肅,來到許多貧困山區,坐在田頭和農民們親切交談,了解土地承包后的生產生活情況。特別是1983年7月,他西去甘肅、青海基層走訪視察長達20天,行程近萬里。當時我任甘肅省人大副主任,已經68歲的耀邦在甘肅期間不辭辛苦,早出晚歸,視察了整整7天,先后訪問了隴南、隴東、隴中許多縣、鄉和田野山村,所到之處,他非常動感情地拉著窮苦農民的泥手噓寒問暖,了解情況。經過在基層的走訪調查和聽取農民的意見,最后他向甘肅省委明確提出甘肅治窮致富的戰略思路應該是:種草種樹,發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窮致富。他還提出了種草種樹的10條具體辦法和措施,要求甘肅“反彈琵琶”(受敦煌壁畫的啟發),“動員群眾大造聲勢,地動山搖地去搞”。他鄭重地為甘肅題詞:“種草種樹,治窮致富!”“種草種樹、發展牧業,是改變甘肅面貌的根本大計。”

    其實,早在1956年3月,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就主持發起過陜、甘、晉、豫和內蒙5省(區)青年造林運動,后來擴展到全國,展開了大規模植樹造林的群眾運動。任總書記之后,他在甘肅再次倡導植樹種草,引導農民治窮致富,使甘肅大地迅速掀起一場綠化運動,并堅持了20多年,取得很大成果。甘肅人民感激耀邦,在蘭州北山徐家山專為他立了一座碑,上面刻有他當年的親筆題詞:“種草種樹,治窮致富。”

    1988年秋,我去北京開會,這時耀邦同志已辭去總書記職務一年多了。我很想念他,不知道他心情可好,身體怎么樣,于是約了國家計委辦公廳主任、當年的“老共青團員”任景德一同去看耀邦。

    耀邦任總書記后,從富強胡同搬到了中南海東側的會計司胡同,辭了總書記后仍住在那里。這是一個普通的四合院,院子不大,卻整潔有致,有很多綠色的花草植物。

    耀邦同志一聽有客人來訪,很快從書房里出來迎接:“噢,是李文輝你。”他快人快語地說,顯得很高興。我發現,他明顯地瘦了,頭上已有了不少白發,但看上去精神還好。臺上臺下一個樣,耀邦任何時候給我的感覺都是一樣的親切熱情,老朋友似地問長問短。

    耀邦發現我手里的小紙箱,問:“這是干啥?”我急忙說:“百合,蘭州的百合,剛上市的,給你補補身體……”耀邦感嘆著說:“好遠的路,不容易帶啊!”隨后把我們讓進客廳坐下。

    面對我們的問候,耀邦同志輕松開朗地說:“身體還好,沒有什么大毛病,就是這個腿……”他輕輕地拍打了兩下膝蓋說,“估計還是關節炎呢,骨質增生可能也有一點。”我說:“還有‘文革’中挨斗受的腰傷呢!現在怎么樣?”耀邦無所謂地說:“也沒大問題,每天在按摩,不要緊。”他告訴我們,自己已向政治局請了假,準備去湖南休養一段時間,順便搞點調查研究,后天就要動身。“接到你們的電話,我就說,要來快來,不然就見不到了。”說完這句話,耀邦朝我們親切地微笑著。

    在接下來的談話中,我發現他不再是過去的那個活躍健談、思維敏捷的耀邦,說話不多,也不太像過去那樣一見面就問這問那,更多時候是靜靜地聽對方說,還時常不自覺地露出凝眉思索的表情。他對個人際遇還是緘口不談,見他這樣,我心里有點難過,知道他不能繼續工作,心里不快樂。對于一個生性活潑外向、精力才華過人、責任感極強的人來說,不能工作,成天賦閑在家,是多么讓人難以接受的事啊!心中的煎熬和憂郁,從他的一顰一笑中淡淡地透露出來,讓我看著心中十分傷感。

    聽我們談起當時的搶購風潮和物價飛漲,還有銀行銀根緊縮引起的人心浮動,以及對經濟形勢的擔憂等,耀邦時常陷入沉默。停了一會兒,耀邦彈了彈手上的煙灰,平靜地說:“形勢會好的,十三大確定的路線是繼續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只要這一條不變,經濟會走出低谷的,其他方面……”他笑了笑說,“很多文件不給我送了,看不到了,和你們一樣,很多情況是從報紙和廣播上知道的。”

    聽耀邦說身體沒什么大的毛病,我就建議他每天多在院子里活動活動,注意健身和保養。耀邦說:“閑下來也好,可以靜下心來多讀點書。馬列全集‘文革’時就在讀,后來挑起擔子就撂下了,現在又可以讀了……重新讀,又有了新的體會。”耀邦告訴我們自己還讀點史學著作和文藝作品什么的,還有《周恩來傳》,有時練練書法,寫寫詩,感覺對靜思養心很有好處。

    告別的時候,耀邦要我等一下,急忙跑到別的屋子里拿來兩筒茶葉,硬塞給我:“你一定要拿著,我們都是老共青團員,我吃你的百合,你喝我的茶,大家都保重,這樣就好……”

    回來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今天怎么沒和耀邦合個影,覺得有點遺憾。同行的任景德說:“是啊……下回吧,等他從湖南療養回來以后,你再來北京時。”沒想到這竟成了我與耀邦同志的最后一次見面,合影的愿望也成了永遠的遺憾。因為耀邦從湖南回到北京后一個月,就于1989年4月15日因心臟病突發不幸去世了。我從電視新聞里得知這個噩耗,難過得幾天都吃不下飯,人像病了一場。如今想起最后一次在耀邦家聽他說“要來快來,不然就見不到了”那句話,恍然覺得那簡直就是一個可怕的讖語。

    耀邦去世后,我曾兩次到北京去看望過李昭同志。每每談起耀邦,李昭繾綣之情難已。她曾對我說:“你知道的,耀邦自認為他是一個過渡性人物,但他為黨為人民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而且他實實在在是一個好人,一個極其真實、善良、無私而心地透亮的人……他是我的丈夫,更是我敬愛的老師!”

    耀邦同志是個真正活在人們心里的大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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