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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口述:耀邦同志為我平反
作者:周克 顧訓中      時間:2008-12-09   來源:《風雨七十年》
 

  口述者周克曾是“一二•九”時期投身抗戰、投身革命的熱血青年,后長期在上海及周邊地區從事地下工作,抗戰初期曾是上海難民工作的重要組織者;1949年解放軍渡江前夕,又曾領導了著名的上海江灣機場軍火庫爆炸、“長治號”軍艦起義等。此后,曾任共青團上海市委書記、首任上海市輕工業局局長兼黨組書記、上海市委工業部副部長等職。因實事求是地在黨的會議上給當時炙手可熱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提了意見,在“反右運動”后期“補課階段”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蒙冤21年,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1978年才獲平反。復出后,他先后出任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

  1978年的春夏之交,隨著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展開和深入,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在全國迅猛展開,已經沖擊到了1957年整風反右的堤壩了。4月5日,中共中央批準了統戰部、公安部《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6月中下旬,經中共中央批準,中組部、中宣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在山東煙臺召開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會議,討論了對錯劃右派分子的改正問題。這些消息通過不同渠道不斷傳來。當時正在北京的弟弟雖然自己在“文革”中政治審查還沒有作出最后結論,他卻首先關心我,提醒我說,是申訴的時候了!即使不能馬上解決,備案也是必要的。現在形勢已不可能逆轉,應該為貫徹黨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斗爭!不要把這看成僅是個人的事。
    我決定到北京去申訴。我就對肖鳴提出,我想到北京去。他說,你有什么事嗎?我說主要是為了個人的事。他已經完全明白了。他說,好的,讓我找一個機會。肖鳴在政策上是比較成熟的,當時還不知道右派的問題能不能平反,因為右派改正還是個別的,很少的。他只是說,讓我找個機會。幾天后,所里有一個課題需要到北京去。肖鳴布置說,你們計劃科有人去,我要周克所長和你們一塊去。其實這個課題本來不需要我去。我理解了,他用這樣一個身份讓我去的話比較合適,不至造成將來政治上的被動。當時有的同志也有察覺,對我說,周所長,這次你去北京對你前途很有影響啊!
    我到北京后,首先將個人的書面申訴材料送到了中央組織部,中央組織部專門有人接收這種申訴材料。我對接待的同志說,我想見見耀邦同志。他說,不必了,我就是專門接受這些材料的,我會向耀邦同志提出報告的。第三天,我就收到了耀邦對我申訴信的批復:申訴收到,不需面談了。由我們中央組織部負責辦!這時,中組部專門成立了接待辦公室,由一位受過打擊迫害、已恢復工作的局長擔任辦公室主任。我又去拜訪了他。我告訴他,我的問題是有對立面的,因此在上海是有阻力的,所以我特地到北京來上訪。他轉告我說,耀邦同志已經看了你的申訴,他說,這是1956年的事么,怎么算到了1957年右派大鳴大放的賬上去了?這是在黨代會上的發言,是在黨內向組織提的意見,是正常的黨內民主生話,怎么是向黨進攻?!這位局長要我放心,說是一個月內會直接通知我經辦的情況。于是,我把家里電話、通訊地址都留給了他。當時中組部為什么不通知上海有關部門,要直接通知我家里呢?一是因為上海那個時候這些問題還沒有啟動;二是耀邦已經多次提出,上海有四大“明星”,怎么到現在不動啊?哪四大明星呢?王堯山,薛尚實,周克,黃浩。王堯山是原上海市委秘書長,薛尚實是原同濟大學黨委書記,我么是原上海市委工業部副部長,黃浩是原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副行長,曾在大革命時期到蘇聯留學,是個很老的同志。耀邦幾次督促上每解決四大明星的問題。6月間,果然中組部寫了掛號信直接寄到了我家里,通知我說:已正式列為×××號案,由中央組織部直接負責復查。這是我第一次遇到中央領導部門這樣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風。新的黨風令我振奮,給我力量,我感到了黨的新生。
    市機電一局局長、黨組書記胡沛然同志對我的情況也十分關切。一次我與肖鳴同志去醫院探望他,在談了一些工作后,他對我說,老周,你對自己的問題為什么不急?你應該抓緊,我們都在為你著急啦!他的真誠使我很感動!我告訴他,我已經向中組部申訴了,中組部已同意復查。
    在耀邦同志的親自督辦下,1978年12月,在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結束,會議的重要精神已經在黨內干部中傳開時,上海市委、市委組織部根據會議精神,決定首先解決我們四個人的甄別平反問題。按照慣例,復查工作需要層層上報。我的復查結論先要由所里上報機電一局,機電一局要報到市委工業黨委,工業黨委要報到市委組織部,再由市委組織部拿到市委去討論,這樣是五層。為了抓緊時間,主持這一工作的市委書記王一平說,上海馬上要開市委擴大會議,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不能再拖了,不然我們被動,要在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解決問題。這樣吧,每個單位抽一個人,內燃機研究所出一個人,機電一局出一個人,工業生產委員會出一個人,市委組織部出一個人,聯合成立復查組,得出結論后報送市委。真是說快就快,不到一個星期,對我的復查報告就寫出來了:恢復黨籍,恢復級別,恢復原職位!
    市委復查的精神首先傳到了肖鳴那里。肖鳴立即召開全所支部書記會議,傳達了市委的要對我進行復查的指示,要求每個支部在黨員和群眾中聽取對我的意見,寫一份材料上報所黨委。肖鳴說:周克同志在這個所已經工作16年了,你們對他應該有一個全面的了解了。請大家實事求是地為他寫一份鑒定。很快,這些鑒定材料上報了市委。我本人沒有看到這些材料,事后有的支部書記向我透露了鑒定的一些內容,聽起來大家的評價比我的自我感覺高多了,令我欣慰!我再次感到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的同志是多么正直、多么公正!
    1979年即將到來的時候,所里收到了市委關于我復查結論的正式文件。肖鳴在迎新年的大會上作了形勢和工作任務的報告。他接著宣布:現在要宣讀市委的一項決定——給予周克同志改正,做到“三恢復”!這時整個會場出奇地靜謐。肖鳴鄭重地念完市委文件,全場突然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在同志們的掌聲中,我坐在臺下,浮想聯翩,想得很多很多。
    是的,已經21年了!這是多么漫長的歲月!我地下工作時在黑暗中苦斗,也只有15年!
    是的,21年了!我已經從41歲的壯年跨進了62歲的老年的門檻。這段時間本該是我發揮作用、最有作為的年齡段。但我卻在艱苦的磨難中爬坡,爬起跌倒,跌倒再爬起,在沒有盡頭的痛苦中摸、爬、滾、翻!現在,我終于又獲得了新生,這是我生命中又一個新起點!我下一步的人生追求應該是什么?是心安理得地節省一份力,怡養天年,還是以新的戰斗姿態,不停歇地繼續披荊斬棘,開拓歷史前進的新道路,做一個時代的斗士?我想,我絕不應該讓這個生命的晚年平淡過去,否則,這21年的苦難對我還有什么意義呢?
    這時,我聽到了肖鳴同志的聲音:現在,我們歡迎周克同志上臺講幾句話!
    我平靜而嚴肅地一步一步走上臺去。
    我站在臺上,悲歡苦楚,百感交集,一股熱流涌上心頭。今天,我終于又完全站起來了!我現在已經不是以被審判者的罪人身份低著頭在這里聽審了。我已經同樣是以主人翁的身份說話了。我想,我并不僅僅要求歷史、要求群眾給我以公正,我還要以自身的遭遇昭示大家,鼓舞大家和我一起參加撥亂反正,洗滌“文革”中的一切污泥濁水。我們應該共同開拓歷史前進的道路,濁自己的思想張開自由的翅膀,展翅飛翔!
    我抱著這樣的內心想法,伴著深沉的激情,一字一句講了大約五分鐘話。
    我說:“同志們!歷史終于宣告我無罪!”講到“無罪”兩個字時,我緩慢而堅定地昂起頭,一字一頓,語調拖得特別長,聲音也隨之高昂起來。我沒有料到,會場里響起了震耳的掌聲!我說:“我高興的是,黨的實事求是原則又恢復了主導的地位。我稍稍停頓,接著又說:“雖然,為我個人命運憂心的年月已經早早地過去了,我仍然感謝黨給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說這些話我點也沒有矯情,對個人的命運我確實很少有動于衷了。我憂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命運。大局好了,個人的命運還會差么?
    接著我更沉痛地說:“一個時期以來,正直的人,嚴肅對待工作的同志們,往往被迫兩面作戰。一面向前披荊斬棘,一面還得應付來自身后的偷襲。即使加意防范,但在蓄意的羅織下,仍然難免遭到冷箭暗槍!這種不幸的局面再也不能讓它繼續下去了!”會場再次爆發出震耳的掌聲,久久不停!群眾對這種情況有著切膚之痛!我最后說:“我希望,我堅信,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已經到來!我們還必須為健全我國的民主與法制而繼續堅持戰斗!”
    我講完了。經久不息的掌聲把我送下了臺。這是我一生個人講話中最令我難忘的場面。我完全懂得,群眾絕不只是為我的講話鼓掌,更不只是為我個人命運的轉折而歡呼,他們歡呼的是國家、民族、人民的春天又降臨了大地!
    大會散會后,大家紛紛搶上前來和我緊緊握手,稱贊我講得好!其實,我的平反對大家來說關系并不大,這只是反映了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人心向背,也表達了大家對我在所里工作的認可。


    《風雨七十年——時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周克口述,顧訓中整理,文匯出版社出版,2006年8月第1版;第279—2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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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是共產黨人的良心”,是共產黨人學習的楷模!高風亮節,日月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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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冤情帶來的是幾個人、幾十個人的痛苦。如果冤案被壓制,怎么可能有人民的幸福、人民的尊嚴與社會的穩定呢?所以在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我們更應當牢記胡耀邦同志所倡導和堅持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以春天般的熱情對待上訪群眾。而現在的一些司法辦案機關與紀委官員卻偏離共產黨的官德要求與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沒有高尚的道德和對人民負責的糾錯維護正義的精神,個別官員說得嚴重點惡劣程度與黑社會的黑毒也已沒多少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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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認真查實,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萬大關。有人有點慌了:“這怎么辦?太多了!”胡耀邦說:“當年猛抓‘右派’的時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說:“有些人是毛主席點了名的。”胡耀邦說:“毛主席說錯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實事求是?”
我們來回顧胡耀邦同志對待冤假錯案和上訪人員的態度,再對照現今諸多冤假錯案中的辦案機關與辦案人員,會發現胡耀邦同志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對待群眾春天般的溫暖,仍然是我們很多同志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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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是共產黨人的良心”。在當年拔亂反正的時期,社會矛盾很突出,很多冤案等待平反。正是一些象胡耀邦這樣為人民鞠躬盡瘁的同志,把受盡磨難的人民群眾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與當年相比,雖然今天出現的社會矛盾的內容不同,但是其復雜程度不亞于當年。那個時候處理復雜矛盾、維護人民利益的寶貴經驗仍然值得我們借鑒;那個時候對待冤假錯案和上訪人員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仍然值得我們學習。戴煌先生名著《胡耀邦與平反假錯案》,我買來重讀了其中部分章節,也聯系實際進行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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