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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記耀邦同志關于農村商業體制的一份調研報告
作者:胡德平      時間:2018-09-20   來源:百年潮
 

《百年潮》,20189

 

這是1961年初夏,耀邦同志帶領中央機關和遼寧省委調查組寫的一份調研報告。報告成稿于55日,送中央辦公廳登記后,直報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毛主席的政治秘書陳伯達首先看到這份報告,他在向毛主席報送時寫道:“讀了胡耀邦同志帶領的調査組所寫的這個材料,覺得非常好,可以在商業工作問題上,引人深思。”毛主席看后,于529日寫下批語:“印發工作會議各同志。我看了這個談商業的文件,也覺得很好,可發到縣、社兩級討論。”

 

調研報告產生的歷史背景

毛澤東在批語中所說的“工作會議”是指1961521日至6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前,毛澤東致信鄧小平,請他起草通知,明確會議內容仍然是討論并解決人民公社存在的若干關鍵問題——此前,中央已多次開會研究過這些嚴重的問題了。毛澤東在信中的最后還提到,“恢復手工業問題,恢復供銷合作社問題”也要進行調查研究,并要求到會同志提前“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眾尋求真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各部委和各地省委都有很多同志下去調研,耀邦同志則領下了關于手工業和供銷社問題的調研任務。

黨中央自1958年入秋以來就覺察到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中出現了問題,但九個月的初步糾“左”在廬山會議上中斷,進而發生了從糾“左”到反右的逆轉。1960年是三年困難時期最困難的一年,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再度泛濫,廣大農村普遍過上了“瓜菜代”的日子。當年113日,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全黨用最大的努力來糾正各種“左”的偏差。

首先,黨中央于196012月至19611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承認,刮“共產風”,中央是有責任的,并號召在全黨范圍內“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當時的問題固然是人民的生產生活遇到巨大困難,但更嚴重的是,大多數干部不敢講真話,人民的聲音很難聽到,中央領導包括毛澤東想了解一些真實情況,也是難上加難。19615月,當收到井岡山時期老戰友陳正人反映農村情況的來信時,毛澤東非常高興。借復信的機會,他催促各級各地領導同志到農村去做調查。他在信中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提出:“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硏究工作,并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這半個月希望得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準給你們寫回信。”毛澤東內心的孤寂愁悶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毛澤東親自組織調查組,深入農村人民公社進行調查研究。19611月他安排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帶個調查組,分別去廣東、湖南、浙江調查農村情況,每個調查組調查十天至十五天。毛澤東本人也離開北京南下,沿途聽取各地領導人匯報,同時指導三個調查組的工作

最后,黨中央于1961425日為召開本文開篇時提到的工作會議發出通知,其中提出了在農村進行重點調查的題目,包括食堂、糧食、供給制、山林分級管理、全面整風和退賠等,最后還列了恢復手工業和恢復供銷合作社兩個問題。耀邦同志選擇最后兩個問題作為調查題目,在遼寧海城牛莊公社、南臺公社等社隊做了一番調查,并聽取了鞍山市財貿工作會議上的意見,綜合成文后,正式向毛主席交上報告答案。

 

調研報告分析了農村商業體制存在的問題

調查組將1956年以前的農村商業體制形象地概況為:“兩條腿”,即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商業;“兩種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三條渠道”,即國營、集體商業渠道和集市貿易。1956年開始,農村多種形態的商業體制逐漸單一化。1958年公社化后,“兩條腿”變為國營商業“一條腿”,“兩種所有制”只剩下全民所有制一種,“三條渠道”也相應地變成了“一條渠道”。對此,調研報告明確指出:“所有購銷業務統統由國營商業獨家包攬經營,是害多利少的。”

調查組認為,在農村,“國營商業實際上是不可能全部擔負起龐雜的商品調節和分配業務的”。“做買賣的權力那么集中,商品生產又那么分散,作為商品生產者的集體和個人之間,不能直接交換自己的任何產品,這既不方便于消費,也不利于生產。”對于社員需要的細小商品,國營商業既無力供應,又不準社員去外村串換,致使歷史上形成的互通有無的傳統交易中斷了。

農村的供銷社變成國營商業后,社員反映:“過去供銷社是咱辦的,干部也聽農民的話,社員需要什么就進什么,社員要賣什么就收什么,現在是不管需要不需要,有什么賣什么,照顧國家多,照顧農民少。”報告指出:“社員群眾對于供銷社大大疏遠了,不關心,不監督,也不積極支持。由于失去了群眾監督,供銷社經營管理水平下降了,丟款差貨的現象普遍增多。”

既然如此,是否應該“走回頭路”,恢復供銷社的原有體制呢?調查組通過聽取廣大社員、干部的意見,最終提出:對農村現有商業體制應作徹底改變,恢復供銷社的原有性質,改回農民入股的集體所有制。也就是說,在是否“走回頭路”的問題上來了個否定之否定。

“三條渠道”中的第三條是集市貿易,而集市貿易的主體是社員家庭。調查組指出,在商品生產方面有幾種所有制,包括“全民的、集體的和家庭的”。實際上,哪怕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時期也是如此,盡管那時沒收了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和喂養的禽畜,到頭來糾正“左”的錯誤時,還要允許家庭在這狹小的領域中進行生活必需品的生產,進而才能進行商品生產。

報告反映,調研中有同志認為:“對于第三類物資還要允許公社和農民個人,在一定范圍內自由采購,自由推銷,恢復舊有的購銷關系。”當時,國家對重要物資實行分類分級管理,一類物資由國家統一分配,二類物資由中央各主管部門負責分配,二者都不準進入集市;三類物資則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其他物資,允許上市,如麩皮、草席、漿果,以及小土產、部分山貨等。只有進一步放開三類物資的購銷,家庭所有制才能得到充分發展,供銷社才能更好地與農民共享發展成果。計劃經濟真是“鐵桶江山”,管理得“滴水不進”;所謂家庭所有制,真是在針尖麥芒中存留下來的“奇葩。

 

調研報告提出了做活農村商業工作的一些設想

商品生產和交換問題原本不應成為“禁區”,早在195811月上旬,毛澤東召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其間專門就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講話,強調人民公社也要生產用于交換的商品,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要利用價值法則進行經濟核算。他說:“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他表示,“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都是“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

話雖這樣說,實際上“共產風”卻屢禁不止,愈刮愈烈。人民公社的經濟體制與商品經濟是格格不入的,在很多人眼里,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盡管如此,耀邦同志帶隊的調查組在報告中,卻放開膽量大談農村的商品生產。不是說他有多么高明,而是他對毛澤東講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有自己獨到的學習體會。

調研報告清楚地指出,中國農村還存在著商品生產,也說到了“商品生產規律”,認為“應當以刺激商品生產,活躍農村市場和便利群眾購銷為原則”,“對集體商業的活動不宜限制太多太死”。報告沒有多講理論,而是從調查獲得的第一手材料中,分析尊重或違反商品生產規律的利與弊。

其一,農民對二類農副產品收購比例過高的做法表示不滿。他們說,種花生的吃不到花生,種麻的沒有繩子用,種煙葉的沒有煙抽,種果樹的沒有果子吃,養蠶的不光穿不到綢子,還吃不到蠶蛹。這幾年,很多產品全都被收購了,結果農民只好瞞產私分。

其二,人民公社成立以來,農村中什么產品都統起來、管起來,統一計劃、統一收購、統一分配,連殺豬也要實行“一把刀”政策,農民連豬下水都吃不到,結果是國家購什么就少什么,少什么就統什么,完全是逆規律而行。如牛莊公社1956年收購草席7.5萬片,1960年只收到1.6萬片;1956年收購掃帚6萬把,1960年只收了1.2萬把……農民賭氣地說:“我們不能好好地賣,你們也別想好好地吃。”

其三,某些農副產品的價格很不合理。農村許多產品的價格都是1955年定下來的,“快馬趕不上青菜行”,這幾年一些手工業產品的價格甚至低于原材料成本。牛莊公社社員反映,一片一丈二的葦席成本費是8.35元,國家收購價是4.7元。農民抱怨道:“燒木炭不如賣木柴,編席子不如賣秫秸,織草袋不如賣稻草,采藥材不如摟干草。”農民心中都有一個“小九九”,賠錢的買賣誰也不肯做。國營商業的買賣價格不如農民自由議價,原因在哪里?我覺得,一是相關物資都是工業化范圍之外的,不被重視;二是國營商業存在官僚主義、“坐商”習氣。調研報告指出:供銷社“人員那么多,幾乎每個隊都設一個“駐在員’,他們當中的不少人,經營作風又不那么‘文明’,翻東翻西,又不參加勞動,群眾意見很多”。

“大躍進”運動提出了“全民辦企業”的號召,可是很多地方不具備辦企業的條件,很多地方又認為“大辦企業”就是“大辦鋼鐵”,更是不切實際。但是,農村中是否應該興辦一些合乎“地宜”、合乎“時宜”、合乎農民“人宜”的農村企業呢?調研報告對此的回答是肯定的。調查組重點關注了與種植業、養殖業和食品加工業有關的農村企業,具體講就是油坊、粉坊、酒坊、豆腐坊。這些適合農民在農村興辦的企業(作坊),那時都被搬到城市里去了,說是因為“城市生產成本低”。

調研報告指出,農民可不這樣認為,農民認為傳統的“種地經”就是種地增產以后,可以多養豬,豬多了以后可以多積肥,肥多了以后可以種地多增產。1958年,南臺公社辦粉坊最多,曾達到159個,養了3400多頭豬,積了35萬多堆優質肥,在240余坰地里施肥,每坰可增產糧食六七百斤,坰產達到5500斤。社員回憶說:“那一年有六多:粉坊多、養豬多、積肥多、糧食多、社員吃的多、國家得的多,真是一舉數得。”農民的“種地經”中竟有循環經濟的影子,多么有意義!可在那時,這些鄉間作坊都被搬走了,粉漿、豆腐漿加工時順水流走,粉渣、豆腐渣無處利用,很多都發霉了。農民認為這是莫大的浪費,既氣憤又心疼,更不要說“四坊”原料的運輸成本了。

我國的計劃經濟造成了城鄉二元對立的經濟結構,這種結構勢必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被打破,具體路徑之一就是發展農村非農產業。其中,農村副業的活力和潛力相當巨大,上面說的手工業“四坊”

(“四坊五匠”泛指與屯堡人家生活息息相關的手工業和工匠,包括豆腐坊、米坊、酒坊,篾匠、繡匠等),完全可以發展為農村現代化的支柱產業。回想改革之初,大城市里的人沒有豆腐吃,為此甚至驚動中央領導同志。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哈爾濱市委副書記、全國勞模王崇倫被“逼上梁山”,親自抓哈爾濱豆腐生產,一時間在全國傳為佳話。

調研報告指出:“要把農村‘四坊’辦起來,首先要解決原材料的安排問題。”調查組支持社員的要求,即“把農村需要的油、米、面、粉條、醬油、醋等食品原料,給農村留下,由他們自己加工,自給自足。加工的副產品,如糟、渣、餅、漿、水等用來發展畜牧業生產”。這樣做的目的是“把農村的食品加工體系逐步建立起來”。

調研報告的這個意見,不僅沖擊了政府對二類物資的計劃收購,也沖擊了對一類物資的統一收購。不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此建議有無爭論。調查組執筆時,不知耀邦同志是否想到了毛澤東在19601128日寫的那句話:“即使(公社所有制)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而不是社共隊的產。”耀邦同志1969年還記著這句話,此時他想必也一定記得住。讓廣大農民保留部分一類物資、二類物資,只要生產發展、人民得以溫飽,又有何不可?

此外,調查組還反映了一個大膽的設想,那就是在遼寧這一工業發達、城市人口占一半的省份興辦“集鎮公社”,以示和農村公社區別。集鎮公社的社員以從事非農產業的副業、手工業、小作坊、食品業為主。這一設想極具預見性,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出現了許多產值過億的小集鎮。

耀邦同志這次關于農村商業體制的調研,離不開鞍山市委的幫助,從那時起他和鞍山市委第一書記楊士杰、書記楊克冰便成為一個時期內經常來往的朋友。這次調研形成的報告,獲得了毛澤東積極的、鼓勵性的批示。此后,耀邦同志對經濟問題更感興趣了。1984年視察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時,他還情不自禁地說起這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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