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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在悬而未决之际:现代国家建构?#23478;?#30340;理论
作者:任剑涛      时间:2019-03-27   来源:
 

 要|西方政治理论的开创者柏拉图,提出了国家建构的三种方案:最优的哲学王统治、政治家?#23478;?#27835;国、依法治理的国家形态。从前后两个方面扩展性发挥柏拉图政治理论的著作汗牛充栋。唯独对政治家?#23478;?#19982;国家治理关系的进路,关注甚少。从这一进路切入国家何以挺立的问题,可以发现关乎现代立国的众多紧要论题及其求解思路。以立国?#23478;?#20026;主题,将之剖解为建国?#23478;?#19982;治国?#23478;?#20004;个方面,可以凸显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尚处于活性状态?#20445;?#25919;治家能有什么作为的答案:在疏离建国理想状态与落定依法治国目标之间,国家必须依靠政治家?#23478;?#36208;出悬而未决状态,步入规范治理境地。

关键词|立国 建国 治国 国家理想 政治家?#23478;?/font>

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

国家建构是西方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现代政治理论是围绕国家建构而展开的理论运思:“民族国家?#20445;╪ation state)的形式结构与“立宪民主?#20445;╟onstitutional democracy)的实?#24335;?#26500;,成为现代国家的两个基本标志。几乎所有政治理论问题,都围绕这两个论题而展开。从现代世界来看,一些国家,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但未能落实现代国家的实?#24335;?#26500;;另一些国家,民族国家的形式与实?#24335;?#26500;同时坐实,成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再一些国家,还处在现代国家形式与实?#24335;?#26500;的大门外,因此还必须勉力完成国家建构的双重艰巨任务。就此注定了现代国家的运作史,必然是一部趋近于健全国家的建构史。国家建构理论的重要性,也就潜蛰其中。国家建构理论复杂多样。从西方知识传统着眼,就国家的规范理论原型来讲,柏拉图的国家理论三型,一直影响甚至制约着国家理论的发展。以此为线索,探究西方建构现代国家的理论进路,选择性地落定解释国家建构的理论进路,实在是理解现代国家建构实践的一条重要理路。

一、国家三论:《理想国》《政治家》与《法律篇》

在西方政治理论传统中,开创性地建立国家理论的,?#21069;?#25289;图。“柏拉?#38469;?#23558;政治社会描绘成一个有着多种特别或不同角色的系统的第一人。?#36744;还?#23601;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总体情形来看,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理论产生的影响,似乎更为广泛、深刻和?#20013;?#20182;所指出的三种正常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和温和民主制)和三种变态政体(僭主制、寡头制和极端民主制),以及在此基础上构想并受其推崇的混合政体,对他身后的西方政治思想发挥?#24605;?#22823;的影响力,由此引申出无数的政体理论,给古今国家建构增添了不?#29616;?#26032;排列组合的理论可能。但两相比较,柏拉图的原创性贡献,显然远在亚里士多德之上。因此,从政治理论的原生点出发,厘清国家建构的理论脉络,就应当从柏拉图的政治理论切入相关政治思考线索。

在政治理论上,柏拉图并没有给世人留下一个完备学说。相反,他确立了不同的建国与治国路数,给人们提供的是三?#26063;?#28982;不同的政治思考方案:在政治生活的规范设计意义上,《理想国》陈述了国家建构与治理的理想模?#21073;?#27492;后,他逐渐意?#20828;?#26368;优政制的难以实现,因此对政治家的?#23478;眨?#20063;就是政治家才能高度看重,就此写出了《政治家》。最后,他认定最优的政制很难实现,因此提出一个次优的方案,并将基于法治的这一方案铺排成篇幅不小的《法律篇》。对这三部著作的关系,政治思想史家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而言,人们确信,这三部著作代表了柏拉图早年、中年与晚年的政治理论见解。这似乎符合一般人思想成长的常态——早年倾向于理想主义,故而其时柏拉图撰著了理想主义特色极为鲜明的《理想国》。中年渐趋成熟,对理想化的政治理论构造兴趣下降,因此有《政治家》之作。最后终于臣服于现?#24503;?#36753;,并对政治具有通透的看法,认定政治只有在法治的平台上才能实际地良好运转起来,于是《法律篇》顺势出台。至于三部著作的主?#36857;?#35770;者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比较:“《共和篇?#32602;础?#29702;想国?#32602;?#24046;不多完全讲理想国。《政治家篇》仍重理想,但同时讲到实际政治上几种最重要的问题。到了《法律篇?#32602;?#26575;拉图乃正式抛弃了理想主义,而去探求人类可行的制度。”

但另一些论者不同意从时间维度?#21019;?#26575;拉图渐次推出的三部政治理论著作,尤其认为不是从理想主义逐渐下落为现实主义的历时性作品。他们认为这三部著作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27492;?#20204;呈现为三种同时共在的政治态势,因?#21496;?#26377;同等重要的理论价值。布鲁姆就强调指出:“康福德引用《法义》作为柏拉图逐渐修正了他的方式的证据;因而,他有?#22235;?#31181;柏拉?#38469;?#30340;正当理由为他对文本的改动作辩护。但是,《王制》和《法义》在形式上的不同,并非像康福德会认为的那样?#21069;?#25289;图的老年使他认?#20828;?#20182;墨守成规的戏剧之缺陷的结果,也不是像其他人断言的那样是‘年老’使他失去了戏剧天资的结果。毋宁说,这种不同反映了对话参与者的不同,从而反映了两部作品之意图的不同。这只?#21069;?#25289;图作品的每个部分之典型特征的一个例子。”

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理解,《理想国》《政治家》与《法律篇》三部著作仅仅只有著述形式上的差异,实质意图上则没有区别。换一种说法,这三部著作都旨在向人们指出,发现理想生活的答案?#25216;?#25176;于德性生活方式。“《王制》中正义城邦的成员就不局限于?#20999;?#33021;过上有德生活的人,而?#39029;?#37030;也不是这样一些人的联合体,他们共同的目的在于过上幸福从而有德的生活。但是,《王制》并不?#21069;?#25289;图在这个问题上的最?#25112;?#35770;。柏拉图在《治邦者》中尝试性地,然后在《法义》中又明确地转向将邦民资格限制在?#20999;?#33021;过上有德生活的人,并且把城邦描述为这样一个共同体,它的全部成员(即邦民)分享着过有德生活这个共有的目标。”很显然,这样的论断,与历时性?#21019;?#26575;拉图三部著作的前后替代视角,大为不同。这样的?#21046;紓?#20851;乎论者之间的价值立场、观察视角与判断方式。也许,这是政治思想史无法完全消解的?#21046;紜?#20174;某种意义上讲,两种看法之间并不是水火不容的,相反完全可以互补:就写作?#24179;?#19978;讲,柏拉图可能确实有先后时序地撰写了《理想国》《政治家》与《法律篇》。但他写作三部著作的时候,也许并不想?#38498;?#32493;的作品否定前面的作品。于是三者并存且让人们利用来从不同角度观察和思考政治生活,就有了正当的理由。

三部著作具有不同主旨。首先,有必要优先突显《理想国》的主旨。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时间先出,也是因为它对柏拉图政治思想所具有的首要代表性。这部著作究竟在一个什么独特的角度帮助人们理解政治生活?可以说它至少在两个视角提供了启人心智的政?#26410;?#35265;:一是他从一般角?#20154;?#30003;述的个人和城邦以美好生活为旨归,因此,?#20999;?#32463;过训练而对善的生活具有深刻认识并能辨识真善与伪?#24179;?#38480;就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就此而言,美德即知识,换言之,美德即是能够发现真知。而知识中最值得珍视的?#20146;?#20197;拯救国家的高深知识——作为最高学问或学问之王的政治家才能。这就将柏拉图最具特色的“哲学王?#20445;╰he philosopher-king)论断推向政治思想的前台。

二是基于正义理念和几何学的精确性建构的理想?#20984;?#33539;国家理论。在这样的国家中,与金银铜铁相匹配的国王、武士与工?#24120;直?#25285;负治国、保卫国家和提供物?#25163;?#25345;的不同责任,各司其职,精巧配合,从而形成最为?#38505;?#26377;序的政治状态,当这样的关系处于?#23454;?#30340;状态?#20445;?#23601;是正义。这?#21069;?#25289;图对社会分工与合作机制的最?#38505;?#30340;概括。简言之,“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20999;?#25105;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25381;?#20005;肃?#38505;?#30340;态度去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而把?#20999;?#29616;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24503;?#26080;为之辈排斥出去,否则,我亲爱的格老孔,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能免于灾?#36873;?#38500;非这件事情能够实现,否则我们提出来的这个国家理论就永远不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付诸实?#26657;?#24471;见天日。?#39029;?#36487;了很久而不敢?#20826;?#26469;的,就是这件事,因为我知道我一旦把它说了出来,人们?#31361;?#35828;这是一?#21046;?#35848;怪论。因为人们难以看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给私人或公众生活带来幸福”。这?#20301;?#26497;为鲜明地体现出柏拉图《理想国?#36153;运?#30340;政治哲学特质:一是反现实政治的态度,二是以政治作为实现幸福的手段,三是一切政治统治问题迎刃而解的希望就在哲学王,其为美?#38534;?#30693;识与政治高度融于一身的体现。在这里,柏拉图表现出一种与现实政治绝不相容的政治思维特点。

《政治家》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论述宗?#36857;?#20351;其与理想国构思和法治化设计鼎足而三?犹如前引论者对之的概括,一方面,《政治家》还保持着《理想国》偏好理想的政治思想特色;但另一方面,《政治家》也体现出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某些?#40644;?#24615;主张。这些主张,围?#35889;?#36777;证法的方法轴心,足以作为其思想特色专门提出来的,一是关于政体的思想,他给出了明确的混合政体的设计。二是关于政治家?#23478;?#30340;论述,他将这样的?#23478;?#35270;为控制一切?#23478;?#30340;高超而普遍的?#23478;鍘?#23601;前者讲,柏拉?#38469;?#20808;悬置了理想国,认为那是“惟有天上有的一种模式?#20445;?#20154;类试图模仿但无法达?#21073;?#20154;类只能够在各种政体之间进行决断。这些政体,区分为无法与守法两大类型。两大类型各?#22253;?#21547;三种国家类型,守法的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温良民主政体,无法的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极端民主政体。民主政体在无法政体中?#20146;?#22909;的,在守法政体中?#20146;?#22351;的,但?#21152;?#20110;寡头政体。这些论述表明,柏拉?#23478;?#32463;开始重视政体及其选择的重要性。这就与《理想国》中断然认定哲学王统治的决绝?#26434;?#20102;很大差异。这为他此后打开次优国家的思路奠定了基础。就后者论,柏拉?#38469;?#20998;推崇政治家?#23478;鍘!?#26377;一门控制所有这些?#23478;?#30340;?#23478;鍘?#23427;与法律有关,与所有属于社团生活的事务有关。它用完善的技能把这些事务全都完?#39057;?#32455;在?#40644;稹?#23427;是一种一般的?#23478;眨?#25152;以我们用一个一般的名称来称呼它。这个名称我相信属于这种?#23478;眨?#32780;且只有这种?#23478;?#25165;拥有这个名称,它就是‘政治家的?#23478;鍘!?#32780;这一?#23478;?#20043;不同于军事与法官?#23478;?#30340;地?#21073;?#23601;在于它是“真正国王的?#23478;鍘薄?#32780;“真正国王的?#23478;?#19981;是为它自身而运作,而是为了控制?#20999;?#25351;导我?#20999;?#20026;方式的?#23478;鍘?#22269;王的?#23478;找?#29031;?#32422;?#30340;权力控制它们,使它们明白什么是采取行动的正确时机,以此推动国家的伟大事业向前发展”。这一?#23478;?#30340;构成性特点很明显,一者是国王(政治家)?#23478;?#30340;公共行动导向,二者是国王对之的纯熟运用和时机把握,三者是这样的?#23478;?#26045;展目的旨在推动国家事业的发展。将之称之为政治家展现的因时而动、择机而为、克己为公、功效卓著的能力,完全是适宜的。可见,政治家?#23478;障?#28982;不在是对理想分工的践?#27169;?#32780;是对角色能力的适时施展和表现。这样的政治论断,显然强化了现实?#26657;?#38477;?#22303;?#29702;想性。

《政治家》疏离了《理想国?#32602;?#20294;并未着重阐述一?#33268;?#23450;的国家状态。政治家?#23478;?#20984;显的是审时?#20161;啤?#22240;势而动,也就是悬而未决的建国处境中的政治家治国才能。只有到了《法律篇》中,柏拉图才将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次优选择,也就是一种仅次于最优的理想国的系统方案。论者认为,《法律篇》的核心宗?#21152;?#20108;:一是强调政府按照法律而不是强迫进行统治,人们只需服从法律的统治。“一个人事实上必须服从某一种拉力,但同时也要抗拒其他所有绳子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必须服从以城邦公共法的名义出现的判断,把它当作宝贵的和神圣的黄金。其他的法像铁一样坚硬,而这种法像黄金一样柔软,这些法起着原则一样的作用。所以,人必须与法合作,只要它的制定是高尚的,因为判断尽管是一?#25351;?#23578;的东西,是温和的、不用暴力的,但是制定一种判断需要有某种东西的支?#29275;?#32780;我们身上的黄金相对于其他成分来说占主导地位⋯⋯个人的责任在于理解这种拉力的真义,在生活中服从这种拉力,而城邦的责任在于从某位神或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某位发现者那里接受这种真义,使之成为城邦的法,成为城邦自身及其他社团交往的准则。”二?#21069;?#25289;图推崇一种混合政制。这种政制综合?#21496;?#20027;制的智慧原则与民主制的?#26434;?#21407;则。就前者言,“领袖的智慧”必须很好发挥出来,国家才能得到良好治理。“立法者应当通过正确分配荣誉和耻辱来监管公民们的婚姻以及后来的生育活动,还有子女的抚养与成长,从婴儿期直到老年。他必须借助这些社会关系来仔细观察和研究快乐、?#32431;唷?#27442;望,以及由欲望引起的激情,并在实际的法律条文中对正确行为给予批准和赞扬。此外还有愤怒和?#24535;?#36825;些激情,由不幸引起的各种灵魂的纷?#29275;?#30001;于交好运而带来的反?#24120;?#30001;于处于疾病、战争、?#29420;В?#21450;其对立面,而引起的各种情?#23567;?#25152;有这些情况他?#21152;?#24403;加以解释并决定在这些情况下人的情绪会变得如何,不会变得如何。其次,我们的立法者必须监管他的公民获取和消费财富的方法,注意这些过程是否拥有正义,看它们是在增强?#25925;?#21270;解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看他们?#20146;?#24895;的?#25925;?#19981;自愿的,把荣誉授予依法行事的人,而对不守法者制定专门的?#22836;!?#26368;终完成立法?#20445;?#20182;必须决定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不同阶层的公民举?#24615;?#31036;,如何表示对他们的尊?#30784;?#23436;成立法后,立法者会为整个法律体系设立卫士,有些卫士拥有智慧,有些卫士拥有真正的信仰,最后由理智来把整个体?#31561;?#20026;一体,使之服从于节制与正义,而不是服从于财富或个人的要求。”在这里,君主治国的智慧发挥到?#24605;?#33268;,几乎具有不可?#23478;?#30340;、艺术地调整国家运转方方面面事务的能力与?#23478;鍘?#23601;后者即民主制的?#26434;?#21407;则讲,柏拉图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政府,他们给予臣民一份?#26434;桑?#24182;赋予臣民与?#32422;?#24179;等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士兵愿意追随指挥官,敢于冒着危险前进。还?#26657;?#33509;有臣民是聪明人,适宜作谋士,那么国王不会对他心生?#22987;桑?#32780;会允许他?#26434;?#21457;表言论,让他出名,所以上?#36828;?#36176;的智慧可以?#26434;?#22320;用来提出公共事务方面的建议,服务于公众。因此,?#26434;傘?#21644;?#21073;?#20197;及一般普及的理智之间的结合,在那个时代带来了全面的进步。”在柏拉图的眼里,公民?#26434;?#19982;依法治国、君主?#23478;?#26159;可以巧妙统?#40644;?#26469;的,而且一旦统一,国家的良善治理似乎就如期而至。

比较起来,假如柏拉图仅仅写作了《理想国?#32602;?#37027;他就不过是一个政治幻想家。正因为他接着撰写了《政治家》和《法律篇?#32602;?#20182;才具有引领人类理解复杂政治生活的强大思想力量。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可能状态,?#21152;?#26575;拉图呈现给世人,他也就成为任何试图解释人类政治生活的人必须经由的思想桥梁。

二、从《政治家》出发:悬而未决之际的国家建构

在柏拉图的三部政治哲学著作中,《政治家》得到的评价或受到的重视程度最低。这是堪可玩味的事情。原因在于,在理想政治状态即最好的国家与次优的选择即法治之间,也就是在符合柏拉图理想的规范国家之超越现实?#22570;?#32780;独立?#28304;媯?#19982;柏拉图非情所愿?#20449;?#30340;依法治国而臣服国家现?#24503;?#36753;之间,显然还存在一个可予广泛解释的政治余地。这一空间的存在,与人类的政?#26410;?#22312;状态是联系在?#40644;?#30340;。人类?#27604;黄?#26395;一种超越令人不满的现实政治的理想政治,这是“理想国”之得?#35762;?#21457;并且具有难以证伪的力量感的深层理由。与之相形而在的政治情形是,人类不得不面临实际可行的政治的强大需求,再高贵的政治理想,也不得不在现实政治秩序的建构面前低下头来。因此,依法治国的政治秩序就具有了切入现实政治运作的强大力量。这是一种秩序化政治所必然展现出来的态势。这两种依恃确定性支持的政治状态或政治理念,便会得到人?#20146;?#39640;程度的关注。

不过,国家运转的常态,并不是一?#33268;?#23450;在某种确定情形中的状态。如果说理想化的政治秩序是人类过政治生活希望实现的未来目标,法治化的政治秩序乃是一种实际政治运行的后果呈现的话,那么,?#35270;?#20110;诸种政治力量博弈的活性的,也就是悬而未决的现实政治,一定需要政治家来精妙调适。《政治家》阐述的是悬而未决之际的国家建国理念,因此不能被人们所轻视。这?#27604;?#19981;是说人类在?#24179;?#29702;想目标的时候,就缺乏活性因素。?#25925;?#30456;反,这样的政治追求重视处在活跃的政治进程之中的情形。只不过在理想的主观意愿与理想的实际追求之间,实在是太不可捉摸,以至于人们常常将现实裁拆成理想化状态,即将现实诸种活性要素硬塞进某种既定的理想模式之中,由此将政治搞成僵化的状态。同?#20445;?#27861;治的进行?#20445;?#33258;然更是一?#24535;?#26377;活力的国家治理情形。但法治之依?#21344;?#23450;法律规则的确定性,比之于依法治理的活性状态,更能够体现法治的实质。因此,它的既定性或确定性特征更为凸显。而政治家施展其治国?#23478;眨?#26159;无法以循规蹈矩的方式进行的:要么他必须光大既定经验,要么他必须避免相关教训,这中间的思量与决断,一旦落在定型的理想或既成的法条,似乎就全无“?#23478;鍘?#21487;言。因此,《政治家》所阐述的政治家?#23478;眨?#23601;具有相对于理想政治和法治秩序而言同样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政治家》究竟申述?#22235;?#20123;值得人们重视的政治家?#23478;?#21602;?依?#30651;?#25289;图的论述,可以将之划分为三大?#23478;眨?#19968;是建国?#23478;眨?#20063;就是决断政体的?#23478;鍘?#20108;是治国?#23478;眨?#20063;就是使用权力的?#23478;鍘?#19977;是个性化?#23478;眨?#20063;就是政治家混合政体、选择权力使?#20040;?#26045;的?#23478;鍘?#22914;果说第三方面是由政治家因应于实际状态展现出来的具体?#23478;眨?#22240;此是很难总揽性阐述的政治家特别?#23478;?#30340;话,那么,前两种?#23478;?#23601;构成理解柏拉图政治?#23478;?#29702;论的两个主要内容。

就第一方面来看,一个政治家决断何种政体?#35270;謐约核?#22312;政治体需要的能力,是展现政治家?#23478;?#30340;首要问题。这是因为,政体的既定状态,政体间的优劣比较,对混合政体之必须混合的要素聚集,是一个政治体能够建构起优良政体的前提条件。除非一个政治家身处政治体发生时期的开端时刻,他必须率先开创一种?#35270;?#33258;身所在共同体的政体,否则,一切?#22363;?#26435;力的政治家,都面临一个认?#37117;?#23450;政体,比?#29616;?#31181;实际运转的政体,择善而从,展现?#32422;?#25919;治家?#23478;?#30340;问题。这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建构长期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国家重建之政治家长袖善舞、善于决断的?#23478;鍘?#36825;就可以理解,由于柏拉图设定了政治家?#23478;?#26159;科学而不是法律,因此,政治家对国家政制有一种创制的能力。“最卓越的政治体制,惟一配得上这个名称的政制,其统治者并非是?#20999;?#29305;意要显示其政治才干的人,而是真正科学地理解统治?#23478;?#30340;人。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考虑任何一种所谓健全的判?#26174;?#21017;,看他们的统治是否依据法律,看被统治者是否自?#31119;?#25110;者看统治者本人是贫穷?#25925;?#23500;裕⋯⋯只要他?#21069;?#29031;正义的原则合理地工作,以尽可能改善国家生活为目的,那么按照我们的标?#36857;?#25105;们就应?#32972;?#20182;们为真正的政治家,只有在他们的统治下国家才能得到良好的治理,才会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我们还要进一步说,其他所有?#24576;?#20316;政制的国家组织都不是真正的,而是一种仿?#30772;罚?#26159;对真正的政制的模?#38534;D切?#25152;谓有法可依的政制要模仿得好些,而其他政制或多或少模仿得很?#23380;尽!?#36825;是对政治家?#23478;?#22312;政制创制方面的综合性界定:政治家必须科学地理解统治?#23478;眨?#24517;须以改善国家生活为目的,必须按照正义的原则行事,必须追求国家的良好治理,必须杜绝?#23380;?#30340;仿制。因此,在各种政体得到清晰辨认的前提条件下,君主制之与民主制的混合政制之优越性?#32479;?#29616;出来。也只有混合政制,才保有制度的优点,又能呈现政治家的超?#32771;家鍘?#22914;果仅仅按?#21344;?#23450;的政制规则行事,政治家施展?#23478;?#30340;空间就非常有限了。假如一个政治家放弃这些政制准则,恣意妄为,随便处置权力,任性对待政治事务,那么他就完全丧失了?#24576;?#20026;政治家的理由,其行为也就无法被视为政治家?#23478;鍘?/span>

就第二方面即政治家的治国?#23478;?#26469;看,首先,“国王的统治?#23478;障?#28982;包括立法的?#23478;鍘?#20294;政治理想对法律并不具有充分的权威,或者?#20849;?#22914;说政治理想对一个懂得国王的?#23478;?#21644;拥有国王的统?#25991;?#21147;的人来说具有充分的权威”。立法的?#23478;眨?#24182;不是一种单纯制定法条的?#23478;鍘?#22914;?#21496;?#23558;柏拉图的立法?#23478;?#30475;?#22303;恕?#22240;为立法?#23478;?#19981;仅包括成文法典的制定,也包括不成文法典或惯例的利用、政制规则的创制。而在立法的原则上,不仅需要确立整个社会的针对性,而且需要杜绝精确针对个人的企图。

其次,统治者必须明白,治国的一切?#23478;?#20043;核心价值就是公正地对待臣民。“无论有没有说服,无论是?#25442;故?#31351;,无论是依照法典?#25925;?#36829;反法典,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确实?#38469;?#26377;益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统治者明白这一点,那么他们会统治得很好,这是对一个社团中的良好统治的惟一考验和原则,睿智而又公正的统治者将依据这一原则管理他的臣民的事务⋯⋯如果统治者真的明白所谓统治就是运用他们的?#23478;?#20316;为一种比成文法更加强大的力量去?#27604;?#24184;福,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体制不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吗?只要统治者具有这种健全的心灵状态,只要他们能够坚定地遵循这个伟大的原则,他们就不会犯什?#21019;?#35823;,这个原则就是:在理智和统治?#23478;?#30340;指引下,始终大公无私地、公正地对待他们的臣民。这样的话,他们不仅能够保全臣民的性命,而且也能在人性许可的范围内改造臣民的性格。”这样一种“真正的、首创的政治家?#23478;鍘保?#30830;实只能是一种由政治家应时而变、经权相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产物。关键之关键,就在于“大公无私地、公正地对待臣民?#20445;?#19968;旦私心发作,统治者就丧失了成为真正政治家的起码资格。

再次,政治家?#23478;?#21576;现为一种艺术化的编织能力。“当国王想要织造国家之网?#20445;?#20182;会有一种清醒的见地。他决不会允许把具有温和品性的人与具有勇敢品性的人分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必须把国家织造得密密实实,首?#20161;?#22312;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心中建立起共同的信念,?#26500;?#20247;的荣誉和胜利服务于这一目的,最后,每一类型的人必须与其他类型的人建立联系,缔结庄严的婚约。当国王使用不同类型的材料把他的织物织造得像术语所说的那样平滑而?#32622;?#23454;的时候,他必须把管理国家的各种职司托付给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让他们?#20540;?#20844;务。”在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真正的政治家、或者真正的国王所具有的编织国家之网的能力。这种能力,显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浪漫观念,也不是一种依?#21344;?#23450;规则治国的安之若素,而是一种因势利导编织国家的超强能力。这是一种极具动态感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理解柏拉图政治家?#23478;?#30340;要害:政治家或国王审时?#20161;频?#32534;织密密实实的国家之网,才是在理想表达与规则治理之外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品质。

最后,这些政治家的?#23478;?#20307;现为种?#24535;?#20307;的举措,包括培养臣民的品德,选择?#23454;?#30340;执政官,推动合宜的婚姻制度,让所有人接受必需的训练等等。总而言之,“国王的?#23478;找?#38752;相互和谐与友谊的纽带把两种类型的生活织成一种真正的同胞关系,赢得了这种统一。这块织物成为一切织物中最美好的,最优秀的。它把城邦里的所有居民都紧密地联结在?#40644;穡?#26080;论是奴隶?#25925;亲杂?#27665;。这位国王纺织工保持着他的控制权和监督权,这个国家拥有获取人间幸福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简言之,以维护政治体的统一为目标,将和谐与友谊作为双驱动力,就可以将一个国家编织成紧密团结的最美好、最优秀之网。?#27835;?#36215;来,和谐是一种政治状态,友谊是一种成员关系,具备这两种动力,何愁国家之网编织不好?

柏拉图推崇的政治家?#23478;眨?#30830;实是一种尝试连接理想政治与依法治国的主体综合?#23478;鍘?#36825;样的?#23478;眨?#23637;现得顺畅,就有希望成就一个准理想国;展现得不顺畅,情况?#31361;?#38750;常糟糕。这样的?#23478;眨?#21482;有真正的政治家、或真正的国王才能展现给人们。这样的政治家,似乎还说不上?#21069;?#25289;图最为推崇的哲学王,但已经似乎是天命在身,足以兼得政治理念与实践智慧之长的神人了。这样的政治家,?#27604;怀?#29616;出两个不是和一个是来:首?#20154;?#19981;是一个耽于理想的浪漫主义者,而是一个既具有理想,同时更为务实的政治家;同?#20445;?#20182;不是完全按照法?#23578;?#20107;的人,他将法律、公共利益、自身权力,纯熟地加以混用,以至于呈现为一种完全超出权力利益的?#30475;?#20844;共目的性。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善于编织国家之网的真正政治家或国王。这张网,不是既成的,因此需要政治家或国王具有政?#26410;?#24847;;这张网,也不是完全无形的,而是在国家公权公用、?#25925;?#39640;超?#23478;?#30340;基础上编织出来的,因此是期于可成之网。这张网,显然不同于理想国的理念既成性,也不同于法治国家的规定性,而是基于政治家或国王的治国动态性。这就在理想国与法治国之外,?#25925;?#20986;第三种政治状态。

柏拉图对三种国家状态的刻画,指示了三种建构国家的路径。但《政治家》所指示的路向,具有某种特定的价值与意义:对?#20999;?#28145;受浪漫主义的理想政治之苦的国家来说,《理想国》的规范构想应?#21271;?#24748;搁在想象政治的世界中。虽然理想政治的号召力与感染性总是无法?#29420;?#20154;间社会,但理想总有幻灭的时候,一个国家可以在建国的初期沉迷这种理想,一旦进入建国的正式过程,这个国家就不得不告别虚幻的理想,进入真正的政治世界。但建国并不是一个作别理想,即坐实法治规范的状态。走出理想天地,坐实法治规范的进程中,还有一个长期且艰巨的建构国家法治规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家因势利导的建国?#23478;眨?#23601;是制约国家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此?#20445;?#25919;治家》所具有的建国指引效用,就全幅呈现出来:在公共政治导向下,政治家施展高超的?#23478;眨?#23545;于国家建构,无论是对于建国?#25925;?#27835;国,都具有承上(理想国)启下(法治国)的中介作用。

三、立国的两种?#23478;?/span>

自然,柏拉图的《政治家》对立国?#23478;?#30340;论述所具有的价值,受限于古希腊晚期的政治变局,也就是基于家庭宗教提供的政治正当性支撑的城邦制度,演进到军功引发的城邦新成员进入国家而诱发的城邦危机状态。因此,它的政治实际针对性也许是受其特定的时空条件宥限的。在古今政治生活模式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当下,《政治家》申述的一些具体做法肯定是无法直?#20248;?#29992;到现代国家的政治运转进程之中的。但柏拉图在《政治家》中的论述所具有的现代性价值,仍然顽强地呈现出来。因为,人们对政治家超强能力的指望,“这是一种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形象,韦伯强调了这种人物形象的奇里斯马式的、宗教的方面:例如穆罕默?#38534;?#26080;论人们是否可能高度评价如此这般的人物,无论视之为?#27835;锘故?#25327;?#26085;擼?#20294;是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同样,确实也存在着一种倾向,一种群体癖性,指望有一位天命之人会来减轻我?#20146;?#20026;公民的责任”。这提示我们,只要人们进入政治生活,亘古不变的情形之一,就是对具有超强能力的政治家?#23478;?#30340;强烈期待。即便是在现代大众民主政治的运作过程中,这样的期待也?#26157;?#39037;固地作用于民主公民的头脑。

论者的这?#40644;?#35770;,似乎做出了两个暗示:一是政治家?#23478;?#20035;是一?#21046;?#37324;斯马式的能力,它是神秘性的个人魅力的体现,是超逾常人的一种天纵技能。二是政治家?#23478;?#26159;常人不愿为?#32422;?#36127;担责任的寄寓对象,哪怕是必须为?#32422;?#25215;担责任的现代公民,也存在一?#20013;对?#30340;逃避想法。这是不分古今政治生活模式差异呈现出来的政治主体特性。不过,在现代条件下,这样的情形可以在一种对等的关系结构中发生积极转变:如果民主公民以对社群的积极参与,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高度关注处置?#32422;?#19982;政治家的关系,换言之,他们并不单?#32771;?#24076;望于政治家来解决?#23621;?#30001;?#32422;?#35299;决的私人与公共问题,那么,积极公民的尝试,就完全抵消?#22235;?#31181;消极等待政治家拯救?#32422;?#30340;政治惰性。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种政治家与公民双向互动、双方积极有为的政治生活模式就是可期的。如此,就无须将政治家?#23478;?#19982;公民责任对峙起来,或者将政治家?#23478;?#20316;为公民逃避责任的借口,或者将公民责任作为国家建构的单方面寄?#23567;?#32780;是将政治家与公民各自履行?#32422;?#30340;责任,作为建国与治国的相倚性动力,就?#24605;?#21457;两者对国家建构的积极行动。可能这?#20146;?#26377;利于国家建构的主体行为状态。就此便可以免除论者前述的担忧:伸张政治家?#23478;?#29702;论,?#31361;?#20882;埋没公民责任的危险;或者重视公民责任,?#31361;?#26080;视政治家?#23478;鍘?#19968;?#21046;?#20110;相得益彰的现代政治理念,可以作为激活柏拉图政治家?#23478;?#29702;论现代价值的恰?#26032;?#24452;。

这是需要从两个不同向度加以深入讨论的问题。但因为本文的论题确立在政治家?#23478;?#19978;,因此,不拟对公民致力恪尽国家责任的问题进行申论。仅就政治家的立国?#23478;?#21457;挥的作用而言,其可以在国家建构的三种状态中发挥不同的效用:其一,在国家建构处在理想化或乌托邦化情境中?#20445;?#25919;治家可以施展?#32422;?#30699;正国家建构方向的判断能力,将国家引向一个正常化的状态,走出虚幻的理想化境地,告别乌托邦式的政治幻想。如果一个国家长久陷入理想化或乌托邦状态,那就证明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尤其是掌握国运的政治领袖,缺乏起码的建国?#23478;鍘?#20854;二,在国家逐渐坐实法治化规范的时节,政治家需要依据?#32422;?#23545;国家运势的准?#25918;?#26029;,确立国家的公共化目标,既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则,又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更努力将国家运行完全坐实在法治的平台上。假如当此之际,政治家对国家法治化的处境毫无知觉,任性地将一己的权力放置在治国的优?#20219;?#32622;,并拒绝崇尚法律、履行立法责任,无视公民权利,且将国家置于公共利益的对立位置,那么,这个时候的政治家就是丧失了起码的政治判断能力的政客,完全与政治家?#23478;障?#38548;绝了。其三,在国家建构悬而未决之际,政治家必须以?#32422;?#21644;公民成员利益高度一致的判断为前提,将建国与治国问题化为当机立断、精明措施的政?#25991;?#21147;,准?#25918;?#26029;国家发展方向,精巧施政,有效编织国家之网,将国家引上正常发?#26500;?#36947;。前两者,都可谓立国之道的追问。第三方面关涉的则是立国?#23478;?#30340;展现。立宪民主政体或在规范意义上、或在实践意义上既定的情况下,由于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家不可能完全取公民政治参与而代之,因此,政治家?#23478;?#20415;是一种掌握国家重器的人士有序?#24179;?#22269;家规范治理的能力?#25925;尽?#23601;此而言,政治家?#23478;?#23601;有?#24605;?#20197;深入讨论的必要?#26434;?#37325;要性。所谓立宪民主政体在规范意义上的既定性,指的是这一政体形式已经成为所有现代国家必须接受和加以实践的正当政体形式。这就意味着它具有超越实际运行的所有现行非立宪民主政体的规范价值,预示着这些政体的改变方向和规范形式。所谓立宪民主政体在实践意义上的既定性,指的是这一政体形式已经成为所有现代国家正常运转的政体模?#21073;?#23427;划定了国家是成为成功国家?#25925;?#22833;败国家的分界线。这就注定了一切非立宪民主政体的国家之政治发展或政治转轨的基本方向。

如果说立国指的是一个国家确立起国家维?#24535;?#38754;且不致倾覆的基?#23616;?#24230;的话,那么,必须连贯处理好建国与治国的诸?#27835;?#39064;。因为,建国与治国是一个国家足以长久挺立的两个支撑点。从两个概念的基本含义上讲,建国,在这里特指国家的草创状态,涉及一个国家足以建构起来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立定国家的基本契约、顺应民众的日常习性,保证民众对国家见惯不惊的接受等等。在建国进程中,“人们不是被塑造得满足一种包含特定信念、偏好、生活方式或‘生产模式’的体系的功能性需要。国家自主权得以确立以及国家目标的区分并不排除多种力量的作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及其民众需要相互?#35270;Α?#22269;家逐渐顺应人们的习?#23376;?#20559;好,正如人们也学会接受国家施予他们的要求并?#36744;?#26102;地表示热衷”。治国,指的是创制国家?#24067;?#26159;建国告一段落,国家基?#31350;?#26550;成功搭建起来?#38498;螅?#22914;何在常态下理顺国家诸构成要素,并恰当处置国内各阶层、各族群,尤其是精英与大众利益关系的国家治理事务。立国?#23478;眨?#20063;就因此划分为建国?#23478;?#19982;治国?#23478;?#20004;个部分。建国?#23478;?#30340;重点落在“创制国家?#20445;╯tate-making, or state construction)上,治国?#23478;?#30340;重点落在“国家建设?#20445;╯tate-building)上。前者关系到国家框架的搭建,后者关系到国家诸事务的顺畅处置,两者相倚而在,缺一不可。

可见,与国家的理想构思、国家的法治化局面相比,在悬而未决之际的、动态性的建国与治国事务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家?#23478;眨?#20855;有不可小觑的重要性。?#28909;?#20154;们愿意?#20449;?#36825;一断定的正当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国家之得以?#20013;?#22320;挺立,也就是国家之得以成功建国和有效治理的?#23478;?#29702;论,究竟包含哪些基本内容,以至于一切有心建构现代国家并对之进行有效治理的政治家,都会对之怀抱一种虔敬态度,悉心加以领悟并努力予以实践呢?根据柏拉图的提示,立国的?#23478;?#29702;论所区分出来的两个剖面,各有特征:国家的建构?#23478;?#19982;国家的治理?#23478;眨?#26159;结构不同的两种政治家?#23478;鍘?#20294;两者之间的互动,结构成具有整体意义指向的立国之政治家?#23478;鍘?#19968;方面,建国与治国的政治家?#23478;?#26159;两?#24535;?#26377;明显差异的立国?#23478;?#29702;论。首先,就理论旨趣看,建国的?#23478;?#29702;论不尚玄?#31119;?#32477;不醉心于追求理想国家的最优状态,也不将建国心思付诸法治化的成型治理,全副心思落在落实一张国家之网的网结编织上。而治国的?#23478;?#29702;论,重在平衡诸阶层、诸群体的各种诉求,俾使它们得到妥帖的安顿,从而避免治理不当导致国家倾?#30149;?#20854;次,就理论指向上看,建国的?#23478;?#29702;论主要指向政治家为国立法,尤其是立定国家的基本法,这是建国?#23478;?#20043;成为诸?#23478;?#20013;最重要?#23478;?#30340;直接原因。而治国?#23478;?#30340;主要指向是具体事务的平衡化处置,旨在平衡臣民间的利益差异,保证臣民对国家的认同,拒斥榨取性的制度?#25165;牛?#25104;就包容性的制度体系。再次,就理论结果上看,由于建国?#23478;?#37325;在搭建国家的基?#31350;?#26550;,因此会从国家是否具备稳定的基?#23616;?#24230;上得以呈现出来和得到明确验证。至于治国?#23478;眨?#22312;后果?#29616;?#25509;呈现为臣民——公民自愿认可政治家的立法和治理,因此乐于臣服于国家而成为守法守规的臣民。前者促使国家向心地运转,后者排除掉使国家离心运转的颠覆性因素。

于是,另一方面,建国?#23478;?#19982;治国?#23478;?#21448;必须被整合成具有总体意义的立国?#23478;鍘?#31435;国?#23478;?#19981;可脱离建国与治国?#23478;?#32780;谈论,但立国?#23478;?#30340;总体价值不是建国与治国?#23478;?#20219;意一个方面所可以替代。原因在于,立国?#23478;?#24517;须贯通建国与治国进程,才足?#21592;?#35777;国家的长治久安和?#27604;?#23500;强。假如建国?#23478;?#29978;强,但却缺乏治国?#23478;?#23545;建构起来的国家框架的维护,那么高强的建国?#23478;?#21450;其功效,?#31361;?#38543;时间的?#26377;?#32780;付诸东流;?#28909;?#27835;国者有强大的政治家?#23478;眨?#20294;却面对的是一个缺乏起码的建国?#23478;?#25903;撑起来的国家框架,那么也只会处在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迫境地。只有打通建国与治国?#23478;?#36890;道,才足以真正保证国家的可?#20013;?#21457;展。就此而言,建国?#23478;?#37325;在呈现国家建构诸要素的恰当搭配。其一,在国家的形式结构上,对诸如边界、首都、国旗、国歌、护照、货币、阅兵、国家博物馆、大?#26500;?#20197;及联合国席位等足?#21592;?#35748;国家的基?#23616;?#26631;加以陈示,其二,在国家的实?#24335;?#26500;上,?#38498;?#29702;的宪法共识为基础的立宪,以及由此促成的立宪民主体制,为国家奠立稳定的制度机制。更为关键的是,其三,在治国的整体进程中,将建国的形式要素与实质架构整合进治国的诸种事务之中,从而以善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治理,并就此保证国家稳定持恒地运转在立宪民主轨道上。而这种现代治理方?#21073;?#26088;在开拓出政府与社会积极互动的崭新治国路径,俾使国家脱离传统政府统治的单一国家权力力量治国的模?#21073;?#36827;入一种合作管理、共同操作、协同引导的现代治理境地。这样的“社会政治治理与施治,不再被主要看作政府的作为,但被看作或多或少是社会部门、集团和力量与公共和准公共组织、制度和权威部门之间连续的互动进程”。正是这样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21073;?#20174;整体上保证了立国?#23478;?#30340;有效性。

立国?#23478;?#35770;是对行进中的建国与治国?#23478;战?#34892;的政治理论概括,而不是对这?#20013;?#36827;的动机与结果做出的政治理论归纳,因而它的理论规范性特点,相比于理想国与法治国来说,显得有些不足。如果要对之进行理论概观,可以说它的实践性特色非常鲜明。在建国与治国的行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立国?#23478;眨?#19981;能够自证其正当性,它必须借助相关的正当性资源来支持在建国和治国的?#23478;?#24403;中如何择善而从,以期落定立国的规范状态。因此,它是第二层级的政治理论或国家理论,并且它不是首选、而是次选的立国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建构的规范理念,尽管不可能完全坐实在国家运行的进程之中,而且必须避免完全依照某一规范理念来设计和?#24179;?#22269;家建构进程,但不可否认的是,它?#35789;?#32456;是建构国家的首选理论依?#23567;?#21407;因无他,现代建国不是冥冥之中的摸索,而是在既定建国的历史基础上对国家进行的重造,而既定的建国经验与教训,均在规范的国家建构理论中得到反?#24120;?#25925;而需要在现代建国的时候,加?#26434;?#25928;的提炼、吸收与贯穿。对规范建国理论的汲取,自然不是以既成的建国理论沉淀来限定活生生的实际建国进程,但却是以具有规范意义的建国理论来引导现代建国进程,以期现代建国进程的顺畅前?#23567;?#20551;如将现代建国作为横空出世的事件来对待,全然不了解国家建构的古今经验与教训,这样的建国进程一定会一波三折、前?#31350;?#24551;。须知,建国的规范理论之所以具有规范效力,就是因为它超越了一切建国的实践宥限,而直指一切建国的基本价值要领和基?#23616;?#24230;安排。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家》的建国引导力,始终不如《理想国》的相应力量强大。

与此同?#20445;?#22269;家建构的实践指向,也注定了政治经验层面的理论设计具有的重要价值。在国家的实际建构进程中,不能耽于理想或幻想,而必须具有实践优先性的自觉意识。换言之,现代建国不是对某种先在的国家理念的实践。无论这样的实践,是对先在的国家理念的增加、抑或是减少,?#38469;?#19968;种以既成的建国实践遮蔽实际进行中的建国进程的茫然无知和政治冒险。在国家建构进程中浮现的国家避无可避、逃无可逃的基本实践模?#21073;?#27491;是现代一切建国者需要正视的基本经验。像柏拉图那样对国家建构具有理论穿透力的思想家,所呈现出来的国家治理的次优、也就是可行的理论方案,最具有启人心智的力量。如果以一?#24535;?#19981;信邪的蛮横劲头,来对待国家建构的实践?#22363;?#24615;和当?#30053;?#21019;性问题,拒绝对二者进行审慎的平衡,那么,这样的建国者一定会受到活泼泼的建国实践的严厉?#22836;!?#22269;家治理的法治定势,正是相应的建国实践导出的最重要的理论结论。一切试图在“法律主治”之外为国家开辟一条崭新道路的建国者,都在冒着致使国家治理?#34987;?#30340;极大风险。就此而言,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提示,对建国者也具有耳提面命的长久价值。而呈现国家建构活性状态的《政治家?#32602;?#22987;?#25214;?#20197;《法律篇》的教诲为归宿。

在三者的相关性结构中确立了现代建国的基本理论坐标?#38498;螅?#25919;治家?#23478;?#30340;特殊价值就能够相对准确地落定在它应有的位置上。与此同?#20445;?#22522;于我们前述的现代建国必须将政治家与公民放置到平等的建国者位置上对待,也就可以确立起申述政治家?#23478;?#24403;有的理性视角。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放胆申论立国过程中建国与治国的政治家?#23478;?#21450;其重要性。从建国?#23478;?#30340;角度看,建构一个国家,需要政治家对这个国家确立起一个比较的理念架构,在国家理想、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的三个端点上,确立起国家建构的恒定点。从而具有将国家这张网编织成一个什么样的编织物的总体意识。无疑,柏拉图对三者的相对定位,原则性极强,前现代性特征非常明显。

所谓原则性极强,指的?#21069;?#25289;图的三种建国理论?#30452;?#25351;向建国的三种态势,即理想或最优的国家、国家建构的政治家?#23478;鍘?#29616;实或次优的国家。这些设计,?#38469;?#22522;于非经验的?#27604;唬?#22240;此他不对实际的建国进程与成败负责。现代建国者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启?#24076;?#20294;却无法在其中得到处置现代建国事务的直接指?#23613;?#23588;其是对现代建国和治国发挥极大引导作用的政治家,必须在现代的背景条件下,在其建国的实际处境中,对建国相关事务进行理性权衡,对有关建国的重大事项进行基于现代处境的?#23454;?#25514;置。这就意味着现代建国者必须对针对现代处境的国家建构理论进行专门的梳理,加以?#38505;?#30340;吸纳,进行实践的转化。一切试图直接在柏拉图的国家理论中发现现存的现代建国?#25913;希?#37117;将是徒劳无功的好笑举措。

现代建国自然是一个现代事件。因此,建国的政治家?#23478;?#29702;论,不是一个先导性的政治理论,而是一个与建国进程相伴随的理论归纳和概括。而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一般是对国家建构?#20013;?#36827;程的总体筹划,是一种试图落定现代国家形态的理论规划和实践升华。因此,站在现代建国的角度讲,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就具有充实柏拉图古典建国理论的现代内涵的重要价值。就此而言,开创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统绪的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与孟德斯鸠,就是值得致力建国的政治家们高度重视的建国理论智慧。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践进程,常常与其理论设计相互伴随,在不同的创制现代国家的具体实践中,以及在不同国度的理论家对相应建国进程的理论归纳与总结中,立国?#23478;?#25152;包含的现代内涵逐渐充实和丰?#40644;?#26469;,并向所有致力建国和治国的政治家们?#25925;?#20102;建构现代国家的基?#23616;?#26631;。诚然,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看,没有现代国家的原型,后起的现代建国也就成为一场盲人摸象的游戏,绝无知其全貌的可能。在现代建国实践和建国理论相互伴随的复杂互动过程中,一旦产生了现代国家的实践-理论原型,后起的现代国家也就处在一个创造性模仿的状态之中——基本原则是清楚无误且无需再造的,创造性仅仅呈现于国家建构的实际举措上。建国?#23478;眨?#22240;?#23435;?#22806;乎搭建现代国家基?#31350;?#26550;的?#23478;眨?#32780;非完美呈现国家建构蓝图的超人?#23478;鍘?/span>

所谓前现代特征非常明显,是指柏拉图的三部著作,尤其是针对政治家?#23478;?#23637;开的论述,显然是基于古希腊的政治变局进行的政治理论创制。古希腊政治的前现代性,主要是就其城邦国家的结构特质,以及转变的古典民主政治及其内在障碍的克?#24179;?#34892;的国家理论?#39057;肌?#19968;者,城邦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成性特点,迥然不同。前者是规模很小的政治体建制,主要是基于血缘关系、家庭宗教和城邦政治结构起来的古典国家。古典国家自然具有它的现代性扩展空间,但毕竟它不是现代国家建制。因此,它的运作,也就受到它的规模与结构的限制,无法直接与现代大型复杂的民族国家接通,并直接呈现出一种现代的?#35270;?#24615;。二者,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主要是针对古希腊晚期政治?#26412;?#36716;型而展开的理论运思。从某种意义上讲,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家》与《法律篇》呈现的政治理论三型,正体现出古希腊政治不确定性的一面。这样的不确定性,正是古希腊国家建构面临转轨的政治实际呈现出来的基本态势。但城邦国家究竟会转向什么样的新型国家形态,这?#21069;?#25289;图没有给人们明示答案的问题。因此,柏拉图的国家建构理论也相应呈现出一种活性的状态。之后,世界帝国(罗马)与世界社会(基督教社会)取城邦国家而代之,完全在柏拉图的意料之外。而现代国家的?#20284;穡?#21576;现出形式结构上的民族国家,与实?#24335;?#26500;上的立宪民主国家样态,就更?#21069;?#25289;图无法逆料的国家发展方向。于是,现代国家必须在搭建国家基?#31350;?#26550;的时候,因应于现代处?#24120;?#36827;行超越前现代的现代国家构思。

现代建国的?#23478;?#29702;论,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第一,现代建国不是一个简单草拟国家基本法案即宪法,就得以成功将国家建立起来的事宜。现代建国需要在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寻求一种国家认同。公民成员的知情、同意,是一个国家得以建构起来的前提条件。因此,立宪是国家建构的首要事务,它是国家权力方面与普通公民成员互动的博弈结果,不是国家精英集?#25243;杂?#33258;乐的产物。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是重要的,但实?#24335;?#26500;需要极为隆重其事,才有希望建构起来。立宪?#23478;眨?#22240;此成为现代建国的首要?#23478;鍘?#25919;治家准确把握住立宪契机,乐意将国家权力规范在宪法框架内,并提供宪制实施的制度体系,就成为现代建国是否成功的首要标志。第二,现代建国?#23478;?#32477;对不将抽象的国家建构理论置于国家建构实践之上。在建国的理论选择、理想模式和建国的实践操作、现实决断之间实现巧妙的平衡,是?#25925;?#25919;治家建国?#23478;?#30340;重要方面。抛弃了国家建构中理论原则和现实操作之间的平衡原则,就等于抛弃了政治的中道原则,也就相应抛弃了国家精英和社会普通成员达成?#20180;?#30340;契机,现代国家可能在形式性结构上是趋近于完型,但在实质性结构上却可能陷入永无实现可能的陷阱。第三,在国家建构?#23478;?#20013;,国家操作手段的现实决?#29616;?#35201;性,?#23545;?#39046;先于任意个人和组织机构的作用。现代建国,没有一个先天有效的法理和行之有效的国家建制,因此需要一种因应现实建国进程需要而具有的政治家?#23478;眨?#36825;样?#23478;?#26159;一种为国立规的?#23478;眨?#31435;规的核心是立宪,立宪的要?#38469;?#38480;制权力和保护权利,俾使国家的所有成员在国家基本价值与基?#23616;?#24230;之下活动,从而为国家建构起稳定的制度框架。

与政治家的国家建构?#23478;?#19981;同,政治家的国家治理?#23478;?#20855;有?#32422;?#30340;特征。柏拉图的《政治家》尽管将治国?#23478;?#29702;解为政治家公权公用、施利公民、利益均?#30784;?#23454;现和谐的种种谋划,但其不能被视为政治家或掌权者随?#32422;?#20027;观喜好施加给被治理者或被统治者以恩惠的技巧。但政治家以?#32422;?#30340;建国?#23478;战?#22269;家之网的网结基本打好?#38498;螅?#24590;样将国家之网编织得密密实实,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事情。事实上,在政治家施展治国?#23478;?#30340;时候,作为国家的管理者与?#36824;?#29702;者的积极互动状态是不是能?#24576;?#21151;建立起来,决定了国家治理是不是可以进入一个良性状态,即政治家与公民的合谋建国与政治家与公民的合谋治国一线贯通,从而将国家引上一个善治的轨道。如果政治家在治国的时候一心只想?#25925;咀约?#30340;卓绝才能,将公民完全视为?#32422;?#23454;现政治抱负的行为载体,那么,政治家与公民?#31361;?#22788;在对峙的政治位置上,国家治理?#31361;?#38519;入一个恶性循环状态:在国家利益的分配上,政治家及其精英集团攫取了国家利益的极大比例,公民只能分享政治家及精英集团留下的残羹剩炙,那么国家治理?#31361;?#36827;一步陷入富裕集团与?#29420;?#38454;层的对峙状态。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形,哪还有政治家?#23478;?#21487;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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