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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苏建 王中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四十年:历程、挑战与前景
作者:郭苏建 王中原      时间:2019-04-24   来源:学术月刊
 

政治学学科是一门探究、发现和解释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基本规律、权力和资源分配基本模式、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基本形态的社会科学知识系统和路径方法。它是一门科学、一种职业,也是一项事业。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中国政治学学科?#25351;?#21457;展的四十周年。经过四十年的重建、探索和?#24179;?#36890;过老中青?#22797;?#25919;治学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将从学科史的角度出发,尝试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划?#27835;?#19977;个阶段:学科?#25351;?#35843;整阶段(1978-1992年)、学科全面发展阶段(1992-2012年)和学科精细化发展阶段(2012?#20004;瘢?#20998;别探究每个阶段在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在此基础上探析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规律和学科特征,最后探讨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当前困境和未来前景。

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

政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政治生活基本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学者的阐释中、以及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21152;?#30528;不同的意涵。在对中国政治学过去40年的学科发展进行总结和?#27835;?#20043;前,我们有必要厘清“什么是政治学学科??#34180;ⅰ?#20160;么是中国政治学??#34180;?/span>

从历史发展来看,政治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学科范式和研究传?#22330;?#25919;治学最早是哲学和历史学的一部分,在哲学方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关于政治秩序建构的政治著作;就近代学科而言,政治学多从历史学科中独立出来。海伍德认为,政治学学科的演化经历了三个传?#24120;来?#26159;哲学传?#22330;?#32463;验传统和科学传?#22330;?#22312;三个学科传统上的不同侧重,形成?#33487;?#27835;学(politics)与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两种不同的学科定位,前者强调政治学研究的政治问题意识和学科应用价值,对规范性理论、中观宏观层面的政治议题、对政治生活的反思性和批?#34892;杂?#29305;别关?#26657;?#21518;者注重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聚焦于实证研究、微观中观层面的政治行为、政治生活中的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

从世界?#27573;?#26469;看,政治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和阶段性特征。不可否?#24076;?#24403;代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发端于西方。然而,拉美、非洲、东亚、中东地区的政治学学科?#21152;?#30528;自身的传?#31243;?#24615;、研究焦点和演进脉络。与此同?#20445;?#21363;便在欧美国家内部政治学研究也有着不同的传?#24120;分?#25919;治学与美国政治学无论在问题意识?#25925;?#30740;究方法上?#21152;?#30528;明显差异,东欧、南欧和?#36856;?#21508;国的政治学发展进程与西欧国家也有所不同。由此可见,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与国家实力、政体形式、国际格局乃至地缘政治等因素?#21152;?#30528;密切关系。

虽然关于政治话题的讨论和研究中国自古有之,但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实际上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1899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政治”专门讲堂,1904年,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政法科-政治门”的分科规划,并于1910年首次以“政法科-政治学门”招收本科生,标志着政治学在中国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建制的实体学科门类。此后,伴随中国政治的变迁,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起伏曲折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借鉴苏联的学科模式,政治学被当作?#20146;什?#38454;级的“伪科学?#34180;?#22240;此,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被取消,只有少数?#31181;?#23398;科(例如政治理论和国际政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继续留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中国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对“政治学”的研究需求也呼之欲出。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紧补课?#34180;?#23545;政治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松绑、对历史错误的政治反?#23478;?#21450;相伴随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直接推动?#33487;?#27835;学学科的?#25351;?#21644;重建,开启了中国政治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征程。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演进,特别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25351;?#21457;展,中国政治学学科呈现出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某些共性和诸多特殊性。从共性上看,中国政治学遵循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和学科特性,其学科体系、课程设置、学生培养和研究方法等都逐步与国?#24335;?#36712;。从特殊性来看,首先,政治学研究和教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存在复杂的关联,早期的政治学研究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脱离出来的,无论是院系?#25925;?#30740;究人员?#21152;?#36739;大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思想政治长期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部分,政治学研究也被强调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次,中国有“大政治学”和“小政治学”的不成文区分。在欧美大学中,政治学一般划?#27835;?#20116;个领域,即政治理论、比较政治、本国政治、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在中国高校,政治学系通常与国际政治系和行政管理系等并列设置,?#30784;?#23567;政治学?#34180;?#28982;而,在国家学科规划和评估中,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行政管理、区域国别研究乃至马克主义研?#23458;?#24120;都被纳入政治学的整体学科框架当中,?#30784;?#22823;政治学?#34180;?/span>

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制

学科建制涉及到一个学科的基本架构、一二三级学科的组成、学位和专业的设置以及新兴学科的发展等。学科建制和分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关系到一个学科的资源配置、人才培养模式、学者的身份认同,乃至学科的社会影响力,等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政治学从学科?#25351;?#36880;步走向学科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和基本完备的学科建制。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下简称《国标》)中,?#25925;?#22312;教育部颁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政治学都属于标准的“一级学科?#20445;?#25317;有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完整的学科架构。然而,不同的学科分类标准之间以及现实中各高校在政治学学科配置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学科发展格局受到历史因素和各校禀赋的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后政治学学科的?#25351;?#24182;非无中生?#26657;?/font>1960年代基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实务的需要,部分院校提前重建了国际问题研究和国别研究,加之一直存在的国际共运研究,使得国际政治在政治学中的分量举足轻重,并在学科?#25351;?#36807;程中扮演了中坚力量。其次,政治学学科?#25351;?#21457;展的早期,各高校并不?#21069;湊找?#20010;?#32454;?#35774;计的学科体系来执行院系设置,而是在“百花齐放”中慢慢走向规范化,这个过程中学科带头人的研究取向和各校的资源禀赋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例如有政治学“五老”之称的?#26412;?#22823;学?#21592;?#29030;、中山大学夏书?#38534;?#21513;林大学王惠岩、天津师大徐大同、苏州大学邱晓分别对其所在大学的政治学科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26377;?#20102;学科重建早期的格局和传?#24120;?#30001;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各大院校的学科建制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40年来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

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经历?#24605;父?#20851;键阶段,本文在中国政治学科?#25351;?#22235;十周年之际,基于更长的时间尺度将政治学发展划?#27835;?#23398;科?#25351;?#35843;整阶段(1978-1992年)、学科全面发展阶段(1992-2012年)和学科精细化发展阶段(2012?#20004;瘢?#26412;文将以学科体系、学术队伍、人才培养模式、学术交流机制、学术研究范式和价?#31561;?#21521;、学科的国?#24335;?#27969;等为主线,梳理中国政治学科在每个阶段所取得的成绩,考察不同阶段的政治社会大环境和学术系统小环境如何影响政治学科发展,形塑了其当前的样貌和未来的走向。

1)学科?#25351;?#35843;整阶段(1978-1992年)

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政治学的?#25351;?#21644;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补课”的紧迫感和“落后”的压力感下,政治学迈出了学科建设的艰难步伐。该阶段的学科发展起步低、底子薄、曲折艰辛,但成绩斐然,基本完成了学科基础的建设、范式路径的转化,以及价值立场的确立。

2)学科全面发展阶段(1992-2012年)

经历了学科价值的重新定位后,90年代?#38498;?#20013;国政治学再次迎来学科发展的新高?#34180;?992年邓小平的南?#27493;不?#21644;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伴随着国家政治的总体演进,中国政治学在1992至2012的二十年间经历了系统的大发展,无论是在质上?#25925;?#22312;量上都取得了显著的?#40644;疲?#21576;现出?#27604;?#23616;面。

3)学科精细化发展阶段(2012年?#20004;瘢?/span>

20年的全面发展使得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力得以巩固,政治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系统中的核心支柱。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进入?#21496;?#32454;化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规律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政治学学科经历了?#25351;?#35843;整、全面?#24179;?#31934;细化发展三个基本阶段,每个阶段的政治学学科建设都取得了?#19978;?#30340;成绩,并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发展规律和学科特征。

首先,中国政治学学科在过去四十年凸显出制度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演进规律,这些规律伴随着学科多元化和本土化的张力,共同推动?#33487;?#27835;学?#20013;?#36808;向前进。第一,在制度化方面,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一二级学科设置、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学位授予制度、课题基金评审制度、学术评价体系等逐步建成并完善,政治学的教学科研平台、人才培养模式、协会期刊会议等交流机制、学术社群和共同体、学者梯队等都稳步建立并巩固。

其次,与西方政治学发展不同的是,中国政治学学科的演化带着明显的国家意志和时代烙印,每个发展阶段都受到国家政治大环境的影响。首先,中国现实政治的发展是政治学科演化的重要动能。早在学科重建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和邓小平关于“补课”的指示是政治学得以?#25351;?#30340;源动力,同时也为中国政治学服务现实政治发展注入了早期的基因。80年代,政治学界聚焦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明显受到当时国家政治议程的引导。90年代初,学科功能和取向的重新定位也直接源于80年代末政治风波的影响,其后中国共产党每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35760;?#24341;着政治学研究的焦点转换和议题变迁。中国政治的发展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研?#20811;?#26448;和广阔的应用场景,政治学研究也对?#24179;?#20013;国政治发展贡献了学科智慧。此外,学科的崛起与国?#23454;?#20301;的提升密不可分,?#20998;?#21644;美国政治学的发展?#24067;?#20046;与国际权力关系的转移同步。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24179;?#22269;家在相关研究上资金投入和学科扶持开?#21363;?#21160;政治学研究视角的外向化,中国政治学科有望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受到更广泛的国际关注。

总之,从规范化走向自主性,从单线发展走向多元竞争,从价值导向到价值中立再到呼唤价值回归,中国政治学与中国社会转型一样,在短短四十年里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在一个压缩折叠的时空当中,各种元素、动能、趋势相互交锋,呈现出中国特色的复杂性。

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当前挑战和发展困境

经过四十年的学科建设,凭借?#22797;?#25919;治学人的?#20013;?#22859;进,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补课”已经卓有成效。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20828;劍?#20013;国政治学科还存在诸多发展不足和前进挑战。其中有些问题是与外国政治学学科乃至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所共有的,例如,基础性理论研究被边缘化;研究的精细分工导致学科离散化?#29615;种?#23398;科之间相互脱节;学科在不同地域间发展不均衡;政治学研究者的?#21592;?#27604;例不对称,等等。另外一些问题则在中国政治学学科里更为突显,例如,相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来说,政治学研究的实证化水平相对?#31995;?#24182;且受到更多质疑和阻力,意识形态取代科学方法的现象更为?#29616;兀?#30456;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学科而言,中国政治学在学科构成和学科边界上还相对模糊;部分?#31181;?#23398;科和新兴子学科发展?#40644;?#34913;不充分;理论、范式和方法上创新不足;方法论研究?#29616;?#28382;后;研究课题存在大量重复;部?#25351;?#26657;师生比?#29616;?#22833;衡;学术生产锦标赛化;学科发展受到较?#29616;?#30340;行政干预,等等。这些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政治学科的健康发展以及迈向世界一流,甚至与学科?#27604;?#32972;道而驰。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将为中国政治学科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当前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的关键难点集中表现在学科困境和体制困境两个方面:

首先,学科困境方面,当前的学科结构和专业设置落后于国际标?#36857;?#36739;难符合新时期学科发展、服务社会和提升国?#35270;?#21709;力的需要。第一,总体来说,中国政治学还存在“分化不够”和“融合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一些该有的核心?#31181;?#23398;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能够熟谙并运用其他学科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20849;?#22810;,第二,各个新兴学科之间发展极度不均衡,部?#20013;?#20852;学科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研究对象、特定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但是大部?#20013;?#20852;学科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学理性和?#26377;?#24615;都较为欠?#34180;?#31532;三,学科的不断分化也带来一个个领域和议题的孤岛,岛与岛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学者们精专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对政治学的整体图景缺少足够认识,陷入“盲人摸象?#20445;?#23545;政治学的根本问题(big question)和广义理论缺乏贡献能力,导致学科知识的离散化和积累困?#36873;?#36825;些问题都呼唤通过学科制度改革带动中国政治学新一轮的蓬勃发展。

其次,体制困境方面,现实政治塑造着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学术空间。诚然关注现实政治问题有利于增强学科的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同时可以获取学科发展资源,然而过度侧重对策研究将危及学科的独立性。近年来,部分学者开?#35760;?#35843;政治学研究的学科前提条件,即自主性、独立性等,讨论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政治研究成为规范意义上政治科学的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中,政府导向的研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政策思维压倒学理思维,政治学研究服务于经济发展和政治需要使得学者依赖于政府并失去了独立研究的能力,学者们更愿意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而非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对政策型研究的偏重,也使得政治学基础性理论研究逐渐被边缘化,导致?#31181;?#23398;科发展的失衡。

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前景

经过四十年的学科积累,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前景?#27493;?#20026;看好。一方面,新时期国内外政治发展的大环境和社会科学学科系统的小环境都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资源保障;另一方面,老一辈政治学人为政治学科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新一代中青年政治学者所拥有的学术训练和国际视野为政治学的发展积蓄了强劲的动能。然而,四十年的发展也带来中国政治学学科取向上的分殊,?#20146;?#21521;整体科学化?#25925;亲?#23547;方法论多元主义?是继续迈向学科西方化?#25925;峭平?#23398;科本土化?这些争论都关涉到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一部分学者倡导政治学的本土化,认为中国政治学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中国不应该成为西方理论的检验场,而应成为本土理论的策源地。他们反对?#23376;?#35199;方概念、理论、范式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认为西方理论忽略了中国的本土差异、传统经验和地方性知识。他们积极倡导中国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自主性、特殊性和多样性,反对把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嫁接到中国的“拿来主义?#34180;?#36825;些学者强调不能追求?#30475;?#30340;实证主义方法,造成方法论上的“全能主义?#34180;ⅰ?#21807;科学主义?#34987;?#32570;乏社会和政策相关性。他们主张在中国的语境下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政治学或中国学派,认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将对海内外的学术共同体会产生重大影响。同?#20445;?#36825;些学者也认为本土化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意味着?#20013;?#19981;断的努力。如果没有本土学人的自觉和投入,及自我反省,本土化是不可能的。此外,存在另一?#25351;?#20026;激进的“本土化”的声音,主张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20445;?#24041;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领导地位。这些学者强调中国政治学应该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学科的国际话语地位,并警惕海外政治话语的“入侵?#34180;?#22240;此,学界至少存在两种“本土化”的主张,一种是以学科发展?#26087;?#20026;出发点,注重地方性、历史性、多元性以及传统内涵的本土化,另一种是以学科为工具,强调学科服务于本国政治发展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本土化。

其次,另一部分学者质疑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20445;?#35748;为中国政治学应该和其他社会科学具有相同的逻辑,因为政治科学致力于探索和解释存在于政治生活、现象和行为中的一般规律,而科学规律是没有国界的。通过吸收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学研究在科学化的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部分学者们认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这一命题轻则误导学人,重则?#29616;?#24433;响整个政治科学在中国的长远发展。作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满足于使用“中国本土性?#34987;?#32773;“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来解释中国的政治行为和现象。相反,应该追求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以及去“中国特色化?#20445;?#20513;导政治学的“世界主义?#20445;╟osmopolitanism)。这些学者认为中国政治科学发展在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时空变数”来取代“中国?#34987;頡?#20013;国的”这些名称,进行跨文化对话,才能把这些国别或个案的“条件”和“文化因素?#22791;?#24565;化,并上升到广义理论高度,对世界政治学发展做出贡?#20303;?/span>

第三种立场认为,“西方化”和“本土化?#34180;ⅰ?#31185;学化”与“方法论多元主义?#36744;?#26159;非?#24605;?#24444;、你死?#19968;?#30340;选择,而是可以互补、共存、融通甚?#26009;?#20114;滋养的几股力量。例如,早在2000年,俞可平就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要?#25353;?#29702;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使政治学扎根于我国的特殊土壤之中,又不背离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学原理?#34180;?#31435;足于中国的现实,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24120;?#30740;究我国的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带有中国特色,是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政治学当作一门科学,它必然具有超越国家和社会的普遍性公理,离开这些公理,就无所谓政治科学。

值得强调的是,关于“西方化”与“本土化?#34180;ⅰ?#31185;学化”与“方法论多元主义”的论辩并非中国独有。在印度、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东欧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学界,不同时期都出现过类似的争辩,都曾主张尊重本国政治研究的传?#22330;?#20851;心切合本国政治实际的研究议题、警惕泛科学化的倾向以及维护本国学术的自主性乃至学术主权等。关于学科发展取向,即便西方政治学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20998;?#25919;治学与美国政治学在学科传?#22330;?#38382;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20998;?#25919;治学一?#26412;?#24789;政治研究的“美国化?#20445;?#23547;求人文和科学传统的平衡,注重政治学研究与现实政治问题的关联。美国政治学内部也存在对唯科学主义的抗拒和反思,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过制度主义、国家学派的回归,并创办了与行为主义针锋相对的期刊《新政治科学》。

总体来说,关于学科的普适性与特殊性、规律性与差异性、科学性和本土性的辩论和思考将对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大有助益。当前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不应该囿于本土化与西方化之间非黑即白的争论,更不应该诉诸极端的“学科民族主义?#20445;╠isciplinarynationalism)和排他性的唯科学主义,而应采取开放性、包容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致力于建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彼此宽容、彼此善待的学科环?#24120;?#20849;同推动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制度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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