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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澤: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張
作者:      時間:2015-05-15   來源:
 

今年(2009年,編者注)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這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日子。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難重重,問題的根本在于改革越來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沒有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環境,但是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進步。

  關于中國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尋求一種避免沖突的轉變,為中國共產黨自我轉型尋求有效的道路。從整個國家的平穩轉型計,盡量從執政黨內部謀求改革是一條比較可行的道路。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黨內改革資源的問題。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產黨的組織紀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誠意的堅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體制內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進轉型,可以說是鞠躬盡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遺產,包括那些被扼殺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發揮這個資源的作用,推動我們國家的進一步變化,是一件非常有現實意義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從幾個方面談談這個問題,算是拋磚引玉:1.耀邦主張的改革是全面改革。2.耀邦的富民思想。3.耀邦在意識形態工作上的開放精神。4.耀邦關于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矛盾的思想。5.站在時代的高度推進全面改革的事業。

 

耀邦主張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關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兩個很重要的文獻需要注意。一個是19831月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個是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9831720日,建國后首次全國職工思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20日,胡耀邦出席會議,作了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又稱為“二十八條”,因為耀邦一共講了28個問題。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1999年版《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一書中,關于這個會,還提到一句“胡耀邦在這個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而在2002年該書出增訂本中,就連這一句話也抹掉了。這是為什么呢?原來是胡喬木等人反對耀邦同志的這個講話。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條到底講了些什么?針對當時改革剛剛起步,很多人對改革的必要性認識不夠,耀邦在這個講話中指出:要搞四個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這個見解,提綱挈領,應該成為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對這個關系我們事業全局成敗的問題,沒有足夠的認識,缺乏充分的精神準備和清醒的緊迫感。所以,從現在起,我們要把這個問題特別突出起來,以便從領導到群眾,從黨內到黨外,認清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耀邦接著說道:說清楚了改革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我們就可以確定改革的總方針了。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

  什么是全面而系統地改?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鉆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

  為什么要提堅決而有秩序地改?大規模的改革,當然是一件很艱巨復雜的事情,需要深思熟慮,實事求是。正是鑒于這一點,中央決定有步驟地進行,并且經過典型試驗。這就保證了我們不會來回折騰和產生混亂。耀邦在講話中強調了機構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變機構臃腫,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問題;提出要精簡機構、縮減人員、調整班子、提高效率。關于經濟改革,耀邦的觀點是要把當時農村改革的有效經驗借鑒到城市改革中來,提出以承包為重點的企業經營責任制。強調改革勢必觸動上層領導部門,特別是中央各經濟部門和省市,各級領導都要進行領導方法的改革。耀邦還談到其它各個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點改革任務,他說:我們所面臨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統改革,因此,除機構和經濟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勞動、人事、宣傳、科技、教育、文化、新聞、出版、衛生、體育,以及各人民團體,總之一切部門,都有改革的任務。

  耀邦特別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關于知識分子,一個是關于政法改革。耀邦講:我們政法工作特別是公安工作的傳統做法,是以對階級敵人和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分子進行偵查審訊和懲辦為主的,這在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確的。但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政法工作特別是公安工作必須根據國內政治情況的變化實行必要的轉變。注意加強綜合治理,以預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為主,這就是說實施積極的治安而不是消極的保安。你看,耀邦一舉例就點到了要害上,專政機器的轉變其實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在當時能這樣提出問題的領導人并不多。耀邦主張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各個方面,雖然1983年的這個講話還只是通過機構改革和專政機器的改革來論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集中體現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這個文件明確指出: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斗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強調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雖然圍繞這個決議發生了嚴重的斗爭,但畢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亮出來了,用今天的話說,這些都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啊!把“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當做主要教訓,點到了問題的要害。

  如果我們把《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以及《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兩個文獻連起來看,就形成了一個總體布局,可以理解為是耀邦關于全面改革的宣言書。20年后再回過頭來看耀邦關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義就非常清楚了。現在我們的改革是一條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識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抓好嘛!只有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權力失控,權貴資本橫行,結果就造成了如今這樣的困局。我覺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無論放在當時的背景下,還是從今天的實際需要出發,都非常有意義,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個重要思想,那就是國家要富強,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來,是檢查我們各地各條戰線工作的最重要的標準。后來1987年生活會上有人批他說,胡耀邦一條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們的一切了,還很得意,到處講。

  說到這個“到處講”,我倒想回憶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貴州指導工作的一段往事。19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頂過去后,耀邦到四川,后到貴州,元月份在貴陽講話。講完話后,我和池必卿一起把耀邦從銅仁送到湖南湘西鳳凰縣,毛致用把他接走。我們回到貴陽后就召開全省干部電話會,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視察貴州不作新聞報道,我們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義把耀邦講話精神傳達到縣委。1984115《貴州日報》第一版用通欄標題,用全版篇幅刊登了這次電話會議的消息和精神。

  這天的報紙是這樣報道電話會議精神的:黨內評論是非的標準究竟是什么?省委認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來,這是評論是非的一條重要標準,是檢查各項工作對與不對的最重要的一條標準。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后,我們黨的全部政策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就叫富民政策。國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必須以重點戶、專業戶帶動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農村重點戶、專業戶是當前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的先行者,我們必須敢于肯定、保護和支持。扶持方法不當的要改進,但方向不能動搖。不要老是堅持過去那種嫌富愛貧的思想,老害“紅眼病”。在流通領域里,決不允許再搞獨家經營,而應當全民、集體、個體一起上,獨家包辦的官商作風,今年必須有一個大的突破。電話會議號召“各級領導都要勇于開創新局面”,開創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經過長期實踐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們黨的最優良的好作風,必須堅持;一切同新形勢、新情況、新任務不相適應的老觀念、老辦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黨員干部,都要把自己領導的部門、單位的業務方針,服從于服務于我們全黨的奮斗目標;一切有利于促進人民勤勞致富的措施、經驗、辦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試驗,成功的必須積極推廣;一切違反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須堅決地抵制、制止以至斗爭。

  有人看到這份報紙后吃驚地說:貴州省委這是怎么了?口氣這么大?他們哪里知道這其實都是耀邦講的。

  耀邦在貴州講話里面還說,發展專業戶,是我黨繼農村承包責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講的發展專業戶,不僅要發展種植、養殖專業戶,而且要在經濟發展的全過程中,發展交通運輸、儲存、加工、流通等領域的專業戶。實際上是在發展專業戶的概念下,全面發展民營經濟,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當時都提了出來。

  過了二十多年,現在我們已經可以更深入地看這個問題了。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光搞經濟體制不行。經濟體制改革有兩條路線,一個是富民的,一個是富官的。應當承認,國家這些年來,經濟確有發展,但一邊是政府大量提取資金,政府行政費用大幅增長,同時產生大量腐敗,另外一邊老百姓應該得到的實惠沒有得到,而且貧富差距在拉大。事實上,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勢必走到邪路上去,本來想富民,結果富了當官的。權力沒有制約,就要利用市場為自己撈好處嘛!

 

耀邦在意識形態工作上的開放精神

  在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繁榮起來,不要設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剛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啟立、王兆國給我帶話,告訴我要“大膽一點,準備個報告,提供書記處討論,我們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導思想寫個報告,意識形態方面就會打開新的局面”。后來又當面跟我談過這個問題。

  耀邦還是過于理想主義了些。我考慮了,我如果采取他講的辦法,準備一個全面的宣傳工作會議文件,那實際上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內容我都要寫,都得把觀點擺出來。最后的結果勢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應該說的話給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說了。我的辦法是化整為零,分步來,毛毛雨、微微風,東講一點、西講一點,路線綱領那些東西不要搞,我們搞點氛圍總可以吧。

  “三寬”就是在這個情況下提出來的。我主張寬松、寬厚、寬容,先把意識形態上兵將對立的局面解開、松開一下,有點互相可以對話的氛圍,然后就可以談話了。眼睛瞪著,我是執政黨、專政黨,就是盯著你資產階級的,有什么新動向,這怎么談問題?這就沒法談嘛。所以我認為那種搞法根本就談不上長治久安。高壓鍋下面能夠長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開,在這里面就有一點活動的余地了。但是我談的所有的東西沒有一個發正式文件,因為文件是帶有必須執行的性質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碼也是指導性的。我這些談話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而是參考性的。當然,在那時的體制里面,中宣部長發一個講話,只要是正式講話,按照規矩,就要形成一個文件式的東西。所以我不開正式的工作會,我只開宣傳部長座談會,你也談,我也談,大家談,東講一點,西講一點,這個會上講一點,那個會上講一點,范圍都是很小。

  這是一種策略,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只能采取這個辦法,或許還能有一點作用。同時也不僅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傳部的工作與思想有關,思想問題怎么能夠下命令呢?警察指揮交通用紅綠燈,思想問題是不能用紅綠燈的,應該在對話中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傳部長請來,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報告,我們兩次全國性的宣傳部長座談會,沒有主題報告。大家很關心各方面的問題,那好啊,請錢其琛把國際形勢、外交問題講一講,科技問題請吳明喻來講講,如此等等。可不可發些文件給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書處長找來,口述了一個會議的材料目錄,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會議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講話,鄧小平的講話,也有鄧力群的講話,那個叫會議文件;第二部分叫參閱材料,朱厚澤同音樂家的談話,朱厚澤同作家的談話,等等。完全分開。本來就是個交換意見的過程,大家都等著十二屆六中全會,我也等六中全會,聽不聽隨你嘛。

  耀邦一向注重保護知識分子,很想在意識形態工作上打開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黨內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爭論和矛盾更趨尖銳、更趨激烈的兩年。耀邦真的很難。

  耀邦當年就常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說,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有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王實味,后來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都告訴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后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做出的結論最后沒有站得住腳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我們要堅持“雙百”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里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可否這樣說,胡耀邦是在傳統體制內試圖突破、但又不違背“規則”的最后一人。實際上,耀邦的開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使他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左’‘右’夾攻”。我們現在看耀邦的講話,要體會到他那時面臨的困境。在這樣一種局面下,堅持開明的改革是一項多么困難的事情!

 

耀邦關于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紀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深深了解到黨內生活不正常給思想論爭蒙上了一層你死我活的色彩,動輒把不同的意見爭論打成路線斗爭,這在中共黨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事情,甚至以前的黨史寫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線斗爭”的歷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變黨內生活不正常的狀況,在這個問題上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耀邦同志當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時候,就提出過“四不”:“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檔案)”,到中央黨校來學習,不管高級干部還是一般干部,任何問題都可以說,對理論問題完全可以放開思想探討,贊成不贊成,懷疑什么都可以,所有這些通通不記入檔案。中國從蘇聯學的檔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體力行,還從理論上作了探索。198649,耀邦同志在端正黨風座談會上發表了一個講話,這個講話的一部分后來整理成《關于正確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矛盾的問題》一文,收入《十二大以來》一書。我手頭正好有這本書,不妨給大家念幾段。在這個講話中,耀邦同志說:從矛盾的內容和表現形態的角度來說,可不可以把黨內經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劃分為這樣兩種:一種是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另一種是個人利益同黨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關于第一種矛盾,耀邦講:革命工作是一項極其艱難的工程。總的說來,在長期的斗爭中,不同主張不同意見的矛盾是經常發生的,工作中的失誤也是難以避免的。建設社會主義更加艱難。因為沒有成功的現成經驗。這就要求我們黨善于集中全黨的智慧,確定正確的方針,制定正確的政策,同時善于處理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毛澤東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處理黨內這種范圍的矛盾。結果就造成一種風氣:不但聽不得不同意見,而且把不贊成和不完全贊成自己主張的好意見,當成“右傾”、“走資本主義道路”、“反黨”。我們黨認真吸取了這種失誤的嚴重教訓,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工作上認識上必然要經常出現的不同意見的矛盾。(一)每個重大決策,事先都進行反復的醞釀然后才作出決定。(二)黨的會議上允許黨員自由地發表意見和批評任何人,即使錯了也受到保護。(三)只要盡了心、盡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偏差,也應允許改正。(四)如果對黨中央的方針政策不贊成,只要在工作中不違反并且努力執行,允許保留意見。

  我個人認為,耀邦關于黨內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這個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上的意義,應該成為促進黨內生活正常化的理論引導。耀邦的講話針對的就是當時以及黨的歷史上的此類做法:用“左”的辦法處理黨內不同意見的紛爭、處理工作上的爭論,一下子就上綱上線,我是馬克思主義,你是反馬克思主義;我是“無產階級路線”,你是“資產階級路線”;老百姓說聯產承包搞好了,集體經濟就搞好了,有人就說這是自發的資本主義。總之,唯我獨左,唯我獨革。十一次黨內“路線斗爭”,都是你死我活。

  耀邦說的另一類黨內矛盾,則是指個人利益同黨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風。在耀邦看來,這才是應該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耀邦對黨員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說:有些黨員對黨和人民的利益不關心,有些黨員對黨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對個人的利益則斤斤計較。還有些黨員個人主義極端嚴重,把個人利益凌駕于黨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嚴重違法亂紀,以權謀私。這是完全喪失共產黨員根本立場的惡劣表現。對于這一方面的矛盾,當然也要作具體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屬于對抗性質,不要把輕微的錯誤看成重大錯誤,不要把一時一事的錯誤看成不可挽救的錯誤。但是必須明確,那些嚴重違法亂紀,嚴重以權謀私,為了個人利益和本單位、本部門的小集團利益而嚴重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黨員,他們同黨的矛盾是屬于對抗的性質。這是一個大界限。抓住這個大界限,才能把這種帶有對抗性質的問題同工作上認識上的不同意見和失誤區別開來。我認為,現在我們黨內的主要偏向,不是對第二種矛盾搞過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對這種矛盾認識不足,缺乏鮮明的立場,不敢理直氣壯地下手解決其中那些已經帶有對抗性質,甚至已經尖銳對抗的矛盾。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軟弱。我們應當努力克服這種軟弱狀態。克服的辦法,就是中央機關帶頭,認真健全各級黨組織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嚴肅黨的紀律。不客氣地說,我們現在有些黨組織,包括某些高級黨委,談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關系學盛行,政治空氣淡薄。或者說,低級的庸俗的氣味太多,政治的原則的空氣太少。

  其實,早在貴州談話時,耀邦就指出過,我們在政治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左”,在知識分子政策、統戰政策、農業政策等等方面,還要繼續克服“左”的影響;而在糾正不正之風,或以權謀私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右”。我們這個黨“左”起來往往很厲害,但對真正“右”的問題反倒處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這些“右”的問題(體制內部自身的貪腐問題)才真正具有對抗性,對共產黨構成真正的威脅。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見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嚴重得多。

  沿著耀邦當年的思路下來,就需要黨內發展出真正保障暢所欲言的議事制度和言論制度,發展出真正能夠遏制腐敗的監督制度。到現在,腐敗問題已經變得極端嚴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監督懲治制度和實質意義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對思想理論探討的禁錮還是過去那一套,動輒上綱上線。近來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批判、對主張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的批判不就是這個路子嗎?這怎么可能在黨內形成不同思想意見的正常討論、爭論呢?

  實際上,耀邦說的第二種矛盾即腐敗問題得不到解決,跟這個第一種矛盾得不到真正解決有著緊密相連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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